人類世的逃逸學:斯蒂格勒&許煜訪台演講側記

教學工坊
2020-01-10
撰文/美術學系博士班 許鈞宜
 

2019年11月初,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首次訪台,同時與其曾指導之博士及長年協作夥伴許煜舉辦四場講座。從本次的演講,可看出兩人如何開展一道強勢且繁複的思想網絡,將技術、人工智能、藝術、生態,甚至是精神、記憶與心理等紛雜概念組裝為一架思想機器,面向迫切的當刻奔去。

在第一場於臺北藝術大學的演講,斯蒂格勒與許煜展示著極為不同的思考路徑,兩人分別帶來《人類世裡的藝術》、《機器與生態學》等講題,但同樣地試圖描繪與回應我們在當代必須面臨之問題。同時,由兩人所羅織的網絡又迅速地在演講間積累其深度,直探哲學思考脈絡深處,將我們置於由「人類世」(Anthropocene)與存有學(ontology)根本問題所夾擊的困境(aporia)中。

所有問題以及對問題的思考,僅只誕生於如此困境。像是斯蒂格勒反覆於演講中說道:「一切都非常困難,但這是我們唯一能以倖存的方法」。正是在同時面臨當代現況與回返至思想的雙重迫切性裡,斯蒂格勒開始了他獨特的辯證。然而,當面對著技術(technic)、科技(technology)、資本社會等問題時,斯蒂格勒並非一昧地批判或呼籲棄絕它們,而是採取一種「藥學」(Pharmakon)般的思考。此一概念在柏拉圖哲學中即明確地表現出「既是毒藥,也是解藥」、如神祇雅努斯(Janus)的雙重臉孔。只有在這種同時思考二重、甚至多元的情境下,我們才能真正對人類世的問題進行反思。

「人類世」最為恐怖之面貌,並不直接化作全球的當代顯學,如環境、氣候與資源耗竭等問題,而是所有事物皆成為「可計算的」(calculable)、一切運轉全面進入自動化(automation)的時代。此些特徵首要顯現在現代技術的開發與使用上。如此情況導致數據(data)取代了真實(real)、機器取代人類勞動等狀態——沿用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概念,斯蒂格勒稱其是「虛無主義」全面勝利的世界。同時,人類世也是一個「熵紀」(entropocene),以熱力學定義來說即是混亂程度、失序最大化的狀態。正是在此,斯蒂格勒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之概念——「負熵」(negentropy)。「負熵」的生成即是停止混亂失序繼續增大、甚至逃離人類世的方法。但,它並非某種預先存在、取之即用的事物,而是必須被創造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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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藝術,在21世紀能做什麼?」大師系列講座側拍(攝影:林源庭)
 

於是,如何生成「負熵」即成為「藝術,在21世紀能做什麼?」首要問題,因為對人類世熵值之減少,正要求著創造性的行動發生。但斯蒂格勒所強調的,並非是要瓦解資本社會、或者摒棄技術之使用,當談及自動化社會、智能城市成形、人類將被機器所代換時,其給予的是積極與肯定的回應。斯蒂格勒認為,因為自動化省下(原先用以勞動的)時間,將是關於創建未來的籌碼,其必須投注於生產負熵——創造之中,如同藝術、知識分享與社群合作等。換言之,正是藉由自動化(技術)協助,人們反而能夠去實現一個「去自動化」(dis-automation)的文化。這正展示了一種藥學式的思考,同時思考技術的雙重面孔,由此去重新定義技術—創造的關係。

在許煜的演講中,他延續著去年於北藝大演講之問題脈絡,試圖跳脫既有對技術理解的框架(frame),並以一種宇宙論(cosmology)觀點去再框定(reframing)技術本質。三場演講中(許煜即設定為lecture I-III),一方面爬梳著西方思想史脈絡,藉此回應當代人工智能的問題,釐清作為「人」本身最為基進的思辨性究竟為何?另一方面則跳出西方知識體系,以另類視角——諸如中國思想中「器」與「道」的和諧狀態——去思考技術的多樣性(multiplicity)與開放性(openness),而非是將技術一昧地投注於對世界的支配與開採上。如同許煜曾多次提及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解蔽」(aletheia)的概念,海德格認為「技術」模糊且隱含的真正本質,即是除去遮蔽、揭示真理的唯一方法。藉由東西方哲學交互對話,許煜於此間重新說明了技術的根柢意義。

隨著各場演講推進,我們可發現斯蒂格勒與許煜分別以極為不同路徑,回應著現今情況、同時逐漸抵達對於技術起源的問題探討,試圖從中找尋對人類世或說當代存有模式(mode of being)的解方。因為自從初始,無論是技術一詞的希臘文「techne」、或是拉丁文「ars」,皆意味著技術與藝術無可區分的同源狀態。正是因為技術與藝術逐漸分歧、前者被轉化為以資本為目的生產後,喪失了原先作為純粹的「創造」(poiesis)特質。在此,斯蒂格勒與許煜不約而同地談及感性的問題,同樣將技術視為一種對感知的創造、決定事物如何變為「可感的」(sensible)感知學(aesthesis)。總而言之,兩者對於技術重新框取及定位,皆瞄準了對藝術的思考上,期盼能藉由藝術實踐以完成某種集體個體化(collective individuation),由此抵抗資本工業社會對人心理與感覺的異化(alienation)。簡言之,藝術實踐所帶來的創造、串連與分享,正有可能聚集出某種能夠對抗人類世全面自動化與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的「地方性」(locality)。藝術於今日可以做什麼?或許,重新思考技術之本質,替技術——或以斯蒂格勒的話來說,對技術的「器官學」(organology)進行重新校準、與存有本身形成嶄新連結關係,即成為當代藝術必須面對的首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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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藝術,在21世紀能做什麼?」大師系列講座側拍(攝影:王世邦)


總結斯蒂格勒與許煜的訪台行程,我們所見並非是一次純粹的學術研討,而是目睹了一種將思考作為某種實際行動的姿態。對他們而言,哲學並非是種學術、而是種「工作」(work)。哲學思考在此方面必須描繪出極為迫切的當代問題,同時也必須就地實現為獨特的逃逸行動,透過探究各式可能,將人類世翻轉為差異得以多樣地生成的「負人類世」(Neganthropoce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