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育容
編修／音樂學院 楊懷玉
「你的態度，決定你的音樂高度。」
這句話，是蘇顯達院長在課堂上經常送給學生的提醒，也像一條主線，貫穿他的音樂人生：從旅法留學、考進巴黎樂團的專業演奏者，再到於國立藝術學院（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任教三十八年半，先後擔任系主任、研究所所長與音樂學院院長，他將人生最精華的時間奉獻於關渡這座校園。一路走來，不只是描繪一位音樂家的成長軌跡，更勾勒出一條路：在環境快速變動的今天，如何以「音樂」為核心，連結教學現場與偌大的社會舞台，讓這份專業成為支撐兩者的穩固基石。
從巴黎的樂團：回到臺北「還沒長好的」學校
蘇院長早年赴法留學，在巴黎師範音樂院取得最高演奏文憑，同時考進當地樂團，一邊工作一邊準備畢業考，職業演奏者的道路已然鋪展開來。就在這段時間，他與馬水龍老師在巴黎相逢，一同合作演出臺灣作曲家作品發表會，後來馬老師以國立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的身分寫信邀請他回國任教。第一次邀請時，蘇院長到法國才三、四年，仍希望多累積一些海外經驗，只能婉拒馬老師的心意；但當時馬老師仍回信寫下：「沒關係，我等你。」
幾年後，當巴黎的學業與樂團工作都趨於穩定，第二封邀請信再度寄來。當時臺灣的音樂環境仍在起步，全國尚無真正專業的音樂廳，唯一較為正式的表演場地國父紀念館其實際用途類似會議廳功能，無法滿足音樂專業要求，國際樂團即使巡迴亞洲常「閃過臺灣」；相較之下，留在法國發展事業無疑是更穩定的選項。
蘇院長最後仍選擇回臺。一方面，看見兩廳院興建中的輪廓，隱約感受到臺灣文化發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家人都在臺灣，故土仍是他的根基，「總要有人回到這塊土地上，把在外面學到的東西帶回來」。1986年，他回到當時位於蘆洲的國立藝術學院任教，由於校舍簡陋，關渡校地仍尚在規劃，卻能吸引一些充滿理想、願意放棄聯招，並在十七、十八歲青澀年紀時，願意將未來押在「藝術」領域的年輕學生們，蘇院長也從他們渴望的眼神中，看到臺灣音樂藝術發展的未來。
回顧這段歷程，蘇院長形容自己「把人生最精華的時間留在這裡」：從蘆洲到關渡，從沒有像樣音樂廳的那個年代，到兩廳院、國家歌劇院與衛武營相繼落成，臺灣一步步與世界樂壇接軌，而他也在這條時間軸上，陪伴著一屆又一屆學生一起成長。
以專業演奏者標準來示範教學：抓出學生的「補洞」曲目清單
在法國留學期間，讓蘇院長印象最深的，是老師上課時總是「拿著琴」，不只是用言語來指導，而是隨時拉琴來示範，把琴音當成最直接的語言。回臺後，他延續這樣的方式：三十多年來，只要是主修課，一定帶著小提琴走進教室。「一根手指伸出去，指出學生的問題，也別忘記還有四根手指是指向自己。」他認真地說。而沒有足夠的演奏實力，就沒有資格要求學生，要維持這樣的示範標準，背後得靠龐大的曲目累積，一個學期十位學生、每人四首曲子，老師就得掌握四十多首作品，只能不斷練琴、讀譜，讓舞台與教室在往返之間互相滋養。對許多學生來說，上課不只是學技巧，更是聽他分享第一線演出經驗與鮮活的音樂舞台場景。
談到學習態度，蘇院長設計了一個簡單卻相當具體的練習：大一入學時，請每位學生寫出自己的「曲目清單」，盤點從小到大拉過哪些作品、哪些是完整的樂章、哪些只是片段。當大家把「沒拉完的樂章」一一寫出來，那些被擱置的段落，就是學習當中還須填補的「洞」，也是待完成的功課，待大四畢業前再拿出來對照，會發現「這麼多年下來，完成的部份是百分之百？還是零進度？」他笑著說。這個「零」不是責備，而是提醒：每個人的時間其實很短，如果不主動去補洞、拓展曲目，很難支撐更長遠的專業生涯。「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唯有針對自己的條件、自己的潛能深入了解，去付出該付出的苦練，平時儲備好實力，以等待機會來臨。」蘇院長說。也因此，他在課堂上常提醒學生：「你的態度，決定你的音樂高度。」在他看來，清單上那些被落下的段落，背後指向的不只是技巧問題，而是對專業的態度，而這樣的標準，放在舞蹈、戲劇與所有表演藝術上同樣成立。
知識與音樂的互相點亮：廣播節目與閱讀大量資料
除了演奏與教學，蘇院長還有一個持續了三十多年的身分──廣播節目主持人。早年臺北愛樂電臺開設小提琴的專題節目，每週一小時，他笑說剛開始面對錄音室的麥克風，「就像在對空氣講話」，為了不出差錯，只能在家先寫好逐字稿，一集常要準備三、四個小時。再加上古典樂聽眾對年代、曲目背景與故事非常敏感，任何細節說錯，立刻電話打進來抗議。因此長期下來，他大量閱讀、查詢資料，從作曲家生平、歷史脈絡到不同詮釋版本都要弄清楚。「這些知識不一定會讓你的小提琴立刻拉得更好，但如果完全不知道，一定拉不好。」他常這樣提醒學生。沒有曲子風格概念、不理解作品脈絡，只把音符「拉正確」，就跟機器播放出來沒有太大差別。課堂上，他會問：「你剛剛拉的是你心裡真正想要的聲音嗎？」多數學生都搖頭。「既然如此，為什麼一開始不先想清楚自己要什麼？」在他看來，演奏之前先釐清想說的話、想拉出的聲音，才是走向成熟音樂家的關鍵。也因為有廣播節目的訓練，他更能在課堂裡將複雜的歷史與風格，用簡單易懂的比喻講給學生聽，並讓他們理解：練琴不只是手上的功夫，更是腦袋和心裡的實力。
從奇美樂器到醫院義演：把專業帶向社會
在蘇院長的人生裡，有幾段關鍵相遇，形塑了他對「專業如何走向社會」的想像。
第一段契機，是與奇美博物館的合作。早年因一場為恩師所舉辦的生日音樂會，他結識了奇美企業創辦人，許文龍先生從一把「林昭亮的小提琴」開始，發展出今日數量可觀的弦樂器收藏。同時，在蘇院長的奔走下，北藝大成為全臺第一所與奇美建立長期借用制度的學校，每學期可借出近二十把提琴供研究生使用，以考試與審查決定名額。對年輕演奏者來說，在學習階段就能接觸到世界級樂器，對於音色的提升助益良多，更是與樂器背後的歷史以及審視專業倫理的機會。「這些樂器來之不易，要懂得感恩。」他總這樣提醒學生，並期盼他們能將使用經驗再傳承給下屆學弟妹。
第二段因緣，是走進醫院與安養機構的義演。十多年前，蘇院長首次到臺大醫院安寧病房演出，結束時有位病友握著他的手說：「謝謝你在我生命的盡頭，帶來這麼美好的音樂。」這句話讓他深受觸動，臺大醫院離國家音樂廳並不遠，但對病床上的人來說，卻幾乎是無法跨越的距離。此後，他每年都會在繁忙行程之間刻意挪出時間，到孤兒院、安養院與照護漸凍人的醫院義演。曾有一位漸凍人病友寫信索取蘇院長的音樂會錄影，他在了解病友的身體狀況後，回信表示願意親自到病房演奏，然而到了現場才知道，對方曾是站在國家音樂廳舞台上的鋼琴家，如今只能躺著聽別人彈琴。那位鋼琴家後來將自己的鋼琴捐給醫院，蘇院長也年年回到那裡演出給她聽。
在這些經驗累積下，「大學社會責任」（USR）對蘇院長而言已不只是計畫書上的名詞，而是日常實踐。他鼓勵師生帶著樂器走入各種場域，讓更多人感受到來自北藝大的音樂關懷，也讓藝術科系的學生在面對不同生命狀態時，重新思考自己的專業如何回饋社會。
借力使力的行政實踐：從國際交流到校園空間
蘇顯達院長將用長達十二年的時間投入於學校行政工作：六年系所主任，而後的音樂學院院長。對需要長時間投入練琴的演奏者而言，行政工作形同將每一天分割成無數片段，他形容當時的生活「就像7-11一樣24小時營業，蠟燭多頭燒」，真正能安靜練琴的常是深夜了。但在他看來，站在管理階層位階，也意味著能有機會幫學系、學院爭取更大的資源。
在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現為高教深耕）初期，經費運用彈性大，蘇院長主張將原本零散的小額預算集中起來，投入對學生視野最有影響力的計畫──國際交流與演出，以呼應朱宗慶校長提出「立足關渡，放眼全世界」的理念，音樂學系於六年期間出國演出八次，足跡遍及東亞、北美與南美。
最遠的一次，是帶團前往阿根廷，後因程序問題必須改到香港辦理簽證，他安排師生分批當日往返，又為了避開美國轉機耗時，改走其他航線。在旁人看來近乎自找麻煩，他卻認為「很傻，但很值得」──在學生時代親眼看見世界、在不同文化與教育體系中聽見自己的位置，那種衝擊與啟發，很難用現實角度來衡量。
在國際交流之外，蘇顯達院長也思考校園空間如何回應學生的學習狀態。關渡校園有許多由建築師設計的露台，早年常被當作抽菸區。音樂系學生長時間關在琴房練習，常練到兩眼發直，非常需要一個能暫時放空、伸展視線的地方。於是，他與美術學院合作，將原本缺乏展場的雕塑作品搬到音樂系露台，音樂系負擔運費、美術學院提供作品。從此閒置露台變成藝術品開放展場，讓學生在苦練琴藝時，能有一處可以調整呼吸、欣賞作品的空間。
所有這些建設與交流都需要資源支持。他半開玩笑地說：「在這十幾年的行政工作裡，欠了很多債，我都是用拉琴去還債。」所謂「欠債」，指的是為學系、院募款，而「還債」，就是替企業或機構策劃音樂會，以專業來回饋企業，在逐漸建立長期的信任關係下，再把資源帶回學校。因此「借力使力」成為他在行政位置上能為下一代累積資產的方式之一。
疫情、遠距與 AI：在變動中守住人的主導
近年來，COVID-19與AI幾乎成為所有人生活與教學現場繞不開的關鍵字。對於需以現場聲響為學習核心的音樂相關科系而言，疫情初期被迫全面改為線上課，是前所未有的挑戰。一般視訊系統為了節省頻寬，會把高頻與低頻大量壓縮，只留下中頻，，但音色細節與力度層次幾乎消失，上起課來對雙方的耳朵都是折磨，師生對此都十分挫折。音樂學院團隊於是參考國外音樂學院的作法，最後找到柯蒂斯音樂院（The 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使用的麥克風與線上系統，，讓線上課程品質提升到可接受的狀態。
疫情也意外成為延攬國際師資的契機。世界知名小提琴家黃俊文因演出行程滿檔，很難長期待在臺灣任教；遠距教學成熟後，他得以在世界各地巡演的空檔中找到些許時間固定線上指導學生，也利用每年回臺舉辦演奏會的時間與學生密集上課。對學生而言，必須在老師回國的短暫時間內拼出「累積一整年」的進度，但也是另一種自我挑戰與要求。
談到AI，蘇院長的立場相當清楚。他不否認AI在資料搜尋、資訊整理上的便利，也鼓勵學生善用工具節省時間；但在他看來，真正無法被替代的是人的情感與創造力。「如果只是把音準、節奏、速度都拉正確，那跟投幣讓機器播出一段音樂有什麼不同？」他提醒學生，表演藝術的珍貴之處，在於每一次演出都帶著個人想法與安排，那是不可複製的存在。他以拍照為例：同樣站在一片海邊，有人只是把整個景色收納於鏡頭中按下快門，有人則會在構圖裡找到最能打動自己的光線與顏色，甚至讓鏡頭說故事，「那就是創意」。音樂詮釋亦然，關鍵在於是否知道自己被什麼打動，又如何用技術將那份感受表現出來。也因此，在評估考生與學生時，他特別看重「有沒有自己的想法」或「能不能拉出個人主張」。
在AI日漸普及的年代，他更常提醒自己身為老師的角色：「沒有人一開始就知道怎麼當老師。」在成為教師之前，他也先是學生，經歷過挫折與懷疑，不希望學生「複製」他的樣子，而是透過他的例子，看見多種可能性，再找到屬於自己的音樂語言與理想做法。
定位人生：演奏出自己的樂章
談到當前藝術教育的處境，蘇院長並不避諱指出：專業音樂班報考人數逐年下降，選擇比過去更多，AI與新興職業也讓許多家長與學生對「一開始就立定志向走音樂路」感到懷疑與猶豫。
回想自己的年代，他其實也曾看不到前方。那時臺灣尚無完整的音樂產業結構，父母對「學音樂能不能養活自己」同樣充滿疑問。不同的是，他仍選擇跟隨自己的喜好與熱情，將時間與心力押注在練習小提琴上；而當他學成歸國時，剛好遇上臺灣經濟與文化發展相對蓬勃的時期，才有機會在音樂與教育舞台與職務上發揮所長。
在與學生談到未來時，他從不保證「只要努力就一定成功」，反而更誠實地說：「沒有人知道哪一天能享受到好的果實。」能做的只有兩件事：一是清楚自己是否真的對音樂專業有熱情，二是願不願意在長時間裡持續付出。「舞台光鮮亮麗的背後，其實盡是孤單。」這句話，對表演藝術工作者並不陌生。長時間反覆練習、不斷修正自己，多半發生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對於希望在最短時間內得到最大成果的心態，他給出的答案是：「不可能。」如果沒有耐心走過漫長的苦練累積，就很難在關鍵時刻站穩腳步。「當方向是對的、態度是對的，時間一拉長就會爆發出能量。」
談到藝術教育的未來，他給出這樣的總結：「每一個人的未來，都必須用自己的生命去寫自己的歷史。」對蘇顯達院長而言，從旅法留學、考入當地樂團，再到於北藝大三十八年半的教學與行政歷程，正是用小提琴與音樂教育所拉奏而成的生命樂章。在卸下行政與專任職務之後，他仍將以演奏者與老師的雙重身分，在舞台與教室之間來回穿梭，將「你的態度，決定你的音樂高度」這句話，透過一堂堂課程、一場場演出，傳遞到更多正要摸索路徑的年輕音樂人手上，讓他們演奏出屬於自己的華麗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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