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慾与技术：致祕法学家斯蒂格勒〉侧记

跨域创新课程
2024-04-10
文／美术学系博士班　沈克谕

在去年底（2023）的访台系列讲座中，许煜教授以〈爱慾与技术：致祕法学家斯蒂格勒〉，此一致敬、并延续其导师斯蒂格勒的论题作为开场。他提及在2009年时于伦敦金匠学院的课程，斯蒂格勒于课程开场时的致词：「若是我成功，那么我们将会在这次课程后一同『个体化』（individuate）。」

「个体化」，这个借自西蒙东、也同样于前年（2022）「不相容的思想」系列讲座中被反复讨论的概念，在斯蒂格勒的讨论中佔有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他对于教育的思考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于斯蒂格勒而言，「存在」（to be）就是个体化，而非纯粹的流变（pure becoming）；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恰好便是个人「去个体化」（disindividuating）的危机——如同尼采曾描述的畜群（herd）、或是海德格所说的「沉沦」（Verfallen）。18世纪以降的西方社会通过了一连串的革命摆脱了阶层社会，最终迎来了现代的个体主体（individual subjects），却也同时带来了新的存在危机——「畜群存有」（Being-a-herd）。畜群指的是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也就是平庸群众，他们虽然取得了新的社会地位，却尚未具有相应的独立行为能力。康德的〈何谓启蒙〉，以及尼采于《善恶的彼端》中讨论的「畜群道德」（herd morality），便是两种不同取径的、对于此问题的回应：前者尝试「启蒙」大众，使他们独立使用理性来摆脱自我的不成熟状态；后者则是描述将善与贵族对立起来，并将平均化（averaging）——也意味着一种沉沦——视为民主的一种形式。对许煜而言，现代的个人主义其实并未如想像中的自由。他提及人们时常将黑格尔所言的「Willkür」——也就是任性（arbitrariness）——误认成自由，然而随着剧烈的技术加速，以及20世纪的各类社会／政治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在此误认之下，事实上形成了同样易于操弄的高同质性主体，也就是流变畜群（the becoming-herd）。

对斯蒂格勒来说，个体化恰好与这种个人主义相对，甚至是一种挑战——对于前述沉沦的一次「飞跃」的尝试。如同在前年讲座的第一讲〈斯蒂格勒与后欧洲哲学〉中所讨论的，驱力（drive）主导了当代的力比多经济（libidinal economy）导致了欲望（desire）的丢失。斯蒂格勒对于欲望／驱力的这组区分、以及力比多经济的说法自然来自佛洛伊德，但许煜指出，他也同时通过哲学的传统，亦即柏拉图与胡塞尔来构建这组二元（binary）。许煜回到了斯蒂格勒早期的一篇文章〈波瑟芬妮、伊底帕斯与艾比米修斯〉（Persephone, Oedipus and Epimetheus），在这篇文章中，斯蒂格勒通过重新讨论《美诺篇》（Meno），指出后来在胡塞尔的《逻辑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s）中讨论的，关于意识的本质性（eideticity）问题。

许煜从《美诺篇》的着名「aporia」（死胡同、困局）谈起：美诺挑战苏格拉底，倘若苏格拉底知道美德是什么，那么他根本不需要花力气去寻找它；而如果苏格拉底不知道美德是什么，那么即使碰到了美德，也没有能力认出它。苏格拉底便以着名的「回忆说」作为回应：我曾经知道，但在轮回的过程中「忘记」了，一旦我碰到了美德、「回忆」起来，我就知道了。为了取信美诺，苏格拉底接着找来一个不识字的年轻奴隶，通过引导，在沙地上作画进而解开了几何问题。斯蒂格勒通过这个aporia，进一步讨论美德的本质问题：一个单一的、普遍的美德是不存在的，只有特定的（particular）美德存在，但如果没有对那（单一、普遍的）美德的追寻——一种非现实性（irreality）的追寻，那么自然也不会有特定的美德存在。在这里，许煜指出了欲望的客体（也就是前述的「美德」）的矛盾状态：我们总是在欲求着一个非现实的存在，然而若是驳斥这种欲求（因为它总是矛盾的），那么真实／特定的客体也就无法出现——因为我们不再追寻。而追寻正好意味着尚未寻得，换句话说，还未「得到」，因此欲望的逻辑并非是消耗／消费，而是投资（investment）——持续地追寻、或以苏格拉底的说法，「回忆」。

在《费德鲁斯篇》（Phaedrus）中，柏拉图提到了一种「神圣的疯狂」，也就是「爱慾」（Eros）。在柏拉图的形式论中，比起事物的世界的短暂与变化，形式更具优位性与超越性，人们唯有通过神圣的疯狂／爱慾，才能使灵魂向形式世界提升。而斯蒂格勒的推进，正在于指出这个过程需要技术的支撑。在此，他区分了构思ideation（构思）跟idealization（理想化）。许煜同样以《美诺篇》为例，说明当年轻奴隶被引导着解决几何问题时，他一方面能够构思，但他要能真正解决几何问题的关键，正是在于他能够在沙上画出几何图形并进行推导——也就是通过idealization，借由技术将所构思的过程外部化（externalization），我们得以构思问题。但无论如何精细、如何精准，idealization却永远不等于ideation——以几何来说便是「公理」（axiom）。许煜以「点」作为例子，指出当我们在任何一种媒材上制造出一个点时，它就已经不是点，因为它已经在一个平面上占据了一块位置，从而成为了面、成为了二维的存在。但是如果不透过idealization、不通过技术的外部化，我们又要如何掌握、或想像一个点呢？换句话说，尽管idealization、或借由特定技术的外部化形式并不能等同于理想中的客体，但恰恰是通过前者，我们才得以构思、想像、尝试掌握那些似乎（还）不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拿不出来的东西。

通过讨论斯蒂格勒对于《美诺篇》跟《费德鲁斯篇》阅读，技术的维度被加入了思想的讨论之中，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之下，ideation跟idealization、或者说爱慾与技术这组二元被构建起来，成为了重新思考的起点。换言之，技术不再是、或不再直接等同于沉沦（尽管剧烈的科技加速似乎加剧了此一现象）；技术被斯蒂格勒认为是药学性的（phármakon）——这个由其导师德希达所引介的概念，旨在指出写作的药毒同源性格——因此是沉沦与提升的结合。在此，与斯蒂格勒加入的新维度一同，许煜重回了「提升」、此一原属于柏拉图形式论的论题：在当代，何谓提升？

许煜再次回到〈波瑟芬妮、伊底帕斯与艾比米修斯〉这篇文章，但此次将眼光放到了波瑟芬妮上。波瑟芬妮是冥界之王黑帝斯的妻子，也是丰收与农业女神狄蜜特（Demeter）之女。在波瑟芬妮被黑帝斯掳走后，狄蜜特悲痛欲绝，庄稼枯死并爆发了饥荒，这造成众神无法再收到来自人们的供品。为此宙斯下令让黑帝斯把波瑟芬妮还给狄蜜特，但由于波瑟芬妮已被黑帝斯诱骗吃下石榴籽，因此她每年只有三分之二或一半的时间能够待在人间。在众多不同的神话版本中，农耕技术或由波瑟芬妮、或由狄蜜特传给人类，但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收成与播种的技术是在波瑟芬妮被黑帝斯掳走之后才出现的。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不难发现斯蒂格勒在篇名中将波瑟芬妮与艾比米修斯并列的原因：这些神话都诉说了一个由原初的缺失或过错而带来的技术，这些缺失因而是「必要的」（Le défaut qui faut）。

除了农耕技术之外，波瑟芬妮身为冥界之后同时也具有将坠入冥间的灵魂升至太阳的责任。灵魂的「提升」（冥界之后）与四季的规律（狄蜜特之女）一同，同样呼应了「回忆」。但斯蒂格勒指出，这种「提升」不仅仅是规律，还是一种「从冥界向众神的破土昇出」。许煜认为，尽管后来斯蒂格勒就再也没有以波瑟芬妮的神话作为主题，但「提升」的论题却一直在不同的面向上被讨论，一如之前提及的个体化。与西蒙东将去个体化视为个体化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不同，斯蒂格勒将去个体化视为「失去个体化的能力」，因此是一种沉沦，为此，需要寻找「提升」的路径。

在此基础上，许煜进一步通过波瑟芬妮的神话，来表达斯蒂格勒理论的「祕法」性格。他通过《会饮篇》中苏格拉底或曾经历过的下乘秘仪（Lesser Mysteries），指出「提升」是一种认识与理解形式的提升，不仅仅是灵魂昇华或季节规律，更是一种自身的转化。在斯蒂格勒未经编辑的手稿当中，许煜曾阅读到关于「艺术祕法」的部份，在当代，艺术具有的药理特性使人感到「惊讶」（surprendre），而这正是一种提升，使主体脱离其原先所处之畜群。这种非一般、超凡的经验使得主体转化——当然也有可能变得癫狂与失去理智。一如前述，艺术的特殊（particular）表现自然不是普遍的，但若是不通过特殊的、外部化的、idealization的呈现，我们也无法想像、掌握、把持那尚不在这世界上的欲望的客体。

至此，许煜来到演讲的最后段落。他指出，谈论祕法的危险之处在于我们很难将其与神祕学化、邪教或new age（新时代宗教）做出区别，而斯蒂格勒正是通过将神祕难解的、难以发掘的事物，通过技术的维度理论化。许煜指出，斯蒂格勒的个体化，是一个通过技术所支撑出的创造性时刻，而艺术如同《美诺篇》中的沙画，在体验艺术的过程中，回忆方才可能，也才能通过提供「惊讶」来形成一个新的个体化回路（circuit），暂时提升、并脱离普通化与畜群。如同斯蒂格勒所呼吁的「我们必须成为贵族」——对庸俗与沉沦进行抵抗，并寻找提升、也就是个体化的路径，一如许煜在这场讲座中试图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