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克諭
在〈一般器官學的要素〉（Elements for a General Organology）這篇講稿中，斯蒂格勒嘗試發展「一般器官學」這個計畫，並建立「數位研究」（digital studies）的學術理論與實踐、並對所謂的預測與創新理論進行反思。這一目的看似明晰，但有著許多的思考前提與問題預設，我們必須在某一個特定的思考框架中展開這些論題，才能比較好地理解斯蒂格勒為何如此設定他的研究框架。因此，斯蒂格勒在講稿中提供的，是一些使這個框架得以構成的「元素」，並邀請我們一起進入一般器官學的計畫。
首先，從器官學（Organology）的字根來看，它隱含了關於有機體（organism）、有機的（organic）、（被）組織的（organized）等意涵，因此很容易認為，這是一個關於有機／生機論的延伸討論。但如同在上一篇的導讀中，「有機」或「生機」與機械、技術的對立（oppositions）需要被重新評估，斯蒂格勒也清楚地認知到這一點，因此在他的一般器官學提案中，這個計畫思考的「生命」不再僅是生物性的、同時也是技術的；不再只關注有機物、同時也關注被組織的無機物（organized inorganic matter）。
但斯蒂格勒並不止於將有機的與器官的進行術語上的區分，他的目的在於，通過一般器官學的提案，建立起一種「技術生命的理論」（a theory of technical life）。對斯蒂格勒而言，這樣的提案相較於他所參照的重要思考錨點的德希達的解構工程來說，更加貼合他所生活的時代特徵：基因改造工程（GMOs）、奈米材料（nanomaterials）等技術手段帶來的生物體內部的重新調整與重組，或是演化生物學與考古學上的推進，都讓生命／技術的問題不再處於排他的二元架構之下。也因此，一般器官學的方法總是建立在跨學科的取徑（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es）之上；所以，器官學並非推翻或對立於生物學，而是意味著將生物學限制局部化（localizes）。斯蒂格勒在此延伸了Leroi-Gourhan與Simondon的論題：他指出，過往被認知成生物學領域的問題，通過一般器官學的重新省視，會轉變成關於有機與器官間關係（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ganic and the organological）的認識論問題。用Leroi-Gourhan的分析來說，人類的皮質進化（cortical evolution）其實是無法脫離對石器「器官」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lithic organs）來單獨理解的。
而Simondon的傳導（transductive）概念，被斯蒂格勒用來解釋有機與器官的關係。斯蒂格勒提出的說法是，在技術生活（命）中（in technical life），有機是通過器官由自身的有機性所構成（the organic is originally constituted in its very organicity by the organological），反之亦然；器官學本質上是由技術生命的有機形式所構成的（the organological is inherently constituted by the organic form of technical life）。換言之，在技術生活（命）中，無法脫離器官想像有機（the organic cannot be thought without the organological），且反之亦然。
如同前述，斯蒂格勒認為，一般器官學的提出是為了回應當代的脈絡，而他認為當代正面臨的是一個「藥學的危機」（a pharmacological crisis）：人文進入了例外狀態，對工業發展來說不再是必要或有益的了。技術與科學內含的負面向度揭露了斯蒂格勒所謂的藥學處境（pharmacological situation），星球人口受苦且畏懼，我們已經發展到了極限。而技術的演進所導致的普遍數位化（generalized digitalization）帶來了自動化的增加、類比媒體似乎短路了所有社會結構，注意力以一種的本質上成癮的方式被毀壞（如同Nicholas Carr在他的The Shallows所觀察到的一般），這一切也帶來教育危機、以及社會的完全重構（如果不說是純然毀壞的話）。
這一切很容易導致對於技術或科學演進的譴責、或是獨善其身的數位排毒（Digital detox）。斯蒂格勒並不滿足於停留在當代徵候的指出、或是將任何因素視為代罪羔羊（scapegoat）；他認為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藥理學的觀點（a pharmacological perspective）：一般器官學認為問題的焦點在於「一般器官學實例之間的關係和安排」（the relations and arrangements between the instances of general organology）。他所採取的藥理學的觀點，顯然地來自德希達、但不僅限於此。如果德希達的解構工程面臨的是近25個世紀以降累積起來的哲學與形上學的對立（靈魂／身體、存在／流變、天然記憶／人工記憶、人／動物等等），那麼斯蒂格勒所要對接的，便是後人類思潮出現所意味著的當代處境：我們很可能抵達了「外置化」（exteriorization）這一長期過程的終點，而進入了新的內置化過程的起點（the beginning of a new process of interiorization）——基因改造、人造器官與生物的模控。這使得書寫與藥學的問題，在斯蒂格勒那裏需要被重構、或成為一般器官學的問題。
如果說，一般器官學的出現，是由於數位科技所引發的超批判語境（hyper-critical context），因此斯蒂格勒將其視為一種數位研究的話，那麼這意味著，一般器官學的主要主題，便是「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更準確地說，是人工記憶第三持存（hypomnesic tertiary retention）——而在當今的體外環境（exosomatic situation，即數位技術下的人工記憶環境），第三持存因此是不可化約地藥學式的。
為了更好地理解斯蒂格勒的思路，我們有必要釐清這樣的理論框架是如何構成的。在《技術與時間：愛比米修斯的過失》中，斯蒂格勒便著眼在記憶與技術間關係的討論之中，或者用柏拉圖的語言，是處理「anamnesis、hypomnesis、hypomnemata」間的關係。而器官學的構想、或器官學式的提問源於斯蒂格勒對於德希達《論文字學》（Of Grammatology）的閱讀。在結構主義語言學（主要是索敘爾的方法論）的困局（aporias）上，德希達的解構將論題轉變成了差異、痕跡，以及最核心的「書寫與語言間的關係」。在《論文字學》中，書寫不再被視為語言的複製、次級或補充性的元素存在。相反地，德希達爭論，語言「總是已經是」書寫，。其中，「痕跡」（trace）——或更進一步說，「原初痕跡」（Archi-trace）指向的原初缺失使得延異的（不）可能性的遊戲得以展開。斯蒂格勒在此基礎之上，對其進行調整，使其得以適配一般器官學的核心論題：第三持存。
斯蒂格勒說，整個一般器官學的計畫是建立在第三持存的概念之上的。然而他認為，在德希達那裏，由於在解構胡賽爾的過程中（《胡塞爾《幾何學的起源》引論》），德希達並未維持第一持存／第二持存這組區分，因此並未能夠進一步地辨識出第三持存的特殊性。斯蒂格勒指出，當胡賽爾在現象學的前提下提出了持存／預存、這組記憶與預期的區分後，德希達通過將它們與原初痕跡相連而進一步拓展了它們的意涵。如果胡賽爾仍然從一個先驗主體（transcendental subject）的角度出發來設想這組區分，德希達則挑戰了其中隱含的「智性」（noetic）差異，認為從痕跡的角度看來，持存／預存與任何生命體（living organism）都相關，例如DNA作為遺傳程序，便是一種持存／預存的系統。到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辨識出德希達與斯蒂格勒的差異——或者說，斯蒂格勒在德希達的基礎之上想要繼續推進的概念區別了。對斯蒂格勒而言，第三持存的問題必然涉及到人工記憶、器官學做為技術與科技對於生命體的補充或外置化（exteriorization）等問題；而德希達（或許由於其所處時代的技術限制）仍將眼光停留在了生命體之上。實際上，斯蒂格勒指出，這些論題在《論文字學》中、德希達在討論書寫時都曾觸及到，只不過並未持續開展。
在延伸德希達對於書寫的討論之外，斯蒂格勒也進一步延伸Leroi-Gourhan對於外置化（exteriorization）的討論。Leroi-Gourhan認為，外置化就是「人化」（hominization）：有機生命體通過無生命的器官（non-living organs），構成了被組織的無機物的器官學領域（the organological sphere of the organized inorganic）。如同前述，在Leroi-Gourhan的論點中，人的進化（如皮質進化）是與技術——此處便是他所稱的「無生命器官」——共同演化的。在這個基礎之上，Leroi-Gourhan同樣將記憶問題（或延續著先前對於胡賽爾的討論，稱之為持存問題）脫離個體思考，認為通過外置化，人的記憶有了新的定義：記憶不再是「智能的屬性」（property of the intelligence），而是任何一種行動序列的支持或媒介。在此前提下，Leroi-Gourhan認為可以將記憶區分為「物種記憶」（species memory）、「民族記憶」（ethnic memory）與「人工記憶」（artificial memory），它們分別展現為動物行為的固定、人類社會行為的再現、以及無須通過本能或反思的電子記憶。
但斯蒂格勒認為這樣的分類方式仍有些含糊之處（特別是針對「民族記憶」），因此他提出了另外一種記憶的分類方式：「種系發生的」（phylogenetic）、「表徵遺傳的」（epigenetic）與「附種發生的」（epiphylogenetic），它們分別作用、發生或儲存在三個不同層級上：物種、個體身體（特別是神經系統或是腦）、以及技術器官與技術生命。通過這個分類，我們不難發現斯蒂格勒所著眼的將會是最後一項「附種發生的」（epiphylogenetic），因為對他而言，這便是一般器官學、第三持存的主要研究區塊。
斯蒂格勒認為，之所以要特別區分出此一記憶的領域，是出於理論上的需要。在這裡，斯蒂格勒開始了一個複雜的辯證：雖然德希達的解構事業持續地在對抗形上學預設的各種對立項（oppositions），但「區分」（distinctions）仍然是必須的。通過區分，我們可以瞭解被區分對象的演化過程——德希達稱之為「補充的歷史」（the history of the supplement）。而當我們能夠在對立模型之外理解區分的話，它們便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構成功能」（compositional functions），也就是發展中的「傾向」（tendencies）。在這些前提下，斯蒂格勒認為，思考的起點必須是「附種發生痕跡」（epiphylogenetic trace）——也就是從技術生命的角度出發，才有可能辨識出構成一般生命的痕跡，而非相反。這個論點乍看之下有點倒錯，何以不產生於「附種發生」領域的痕跡需要通過它才得以辨識？我們或許通過外置化的角度來理解會較為清楚。
當我們思考「外置化」時，似乎隱含著這樣一種思考前提：原先有一個東西是屬於內在的，而後我們將其外置化，換言之，有一個預設的內在狀態，以及一個其後的外置化狀態。但無論是熟悉德希達的解構手法、或是從Leroi-Gourhan的論點出發，我們都可以理解，並不存在區分之前的一種原始、自然、或者說「原初」的狀態——事實上，是「區分」的行動「創造」出了原先不存在的內部（與被視為對立項的外部）。內部／外部是通過區分而被創造出來的一組關係，它們必須互相成立，不能單自成項。
在理解這一點之後，我們可以比較好地理解斯蒂格勒為何認為要由「附種發生痕跡」開始（start [partir] from）：他認為，附種發生具有一種「詮釋學特權」（hermeneutic privilege），它由第三持存組成，並通過技術產生了一個新的遞歸領域（a new field of recursivity），因此通過一般器官學的視野，能夠在原先被認為是原初、自然、內在等等的預設下，重新省視、或作出新的區別，來生產新的對象。至此，可以引用一段斯蒂格勒對於一般器官學願景的話語來為這篇導讀作結：
「一般器官學設想，器官學——從技術和科技補充的意義上理解——是對有機體的修改，也即是此一過程的延異：它的分化和延遲、它的間隔和時間化，從而產生了一種新的個體化過程，即一種新的生命形式。」
北藝大博班實驗室2025大師講座 【創造力與器官學】許煜訪臺系列講座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