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沉克谕
在在〈一般器官学的要素〉（Elements for a General Organology）这篇讲稿中，斯蒂格勒尝试发展「一般器官学」这个计画，并建立「数位研究」（digital studies）的学术理论与实践、并对所谓的预测与创新理论进行反思。这一目的看似明晰，但有着许多的思考前提与问题预设，我们必须在某一个特定的思考框架中展开这些论题，才能比较好地理解斯蒂格勒为何如此设定他的研究框架。因此，斯蒂格勒在讲稿中提供的，是一些使这个框架得以构成的「元素」，并邀请我们一起进入一般器官学的计画。
首先，从器官学（Organology）的字根来看，它隐含了关于有机体（organism）、有机的（organic）、（被）组织的（organized）等意涵，因此很容易认为，这是一个关于有机／生机论的延伸讨论。但如同在上一篇的导读中，「有机」或「生机」与机械、技术的对立（oppositions）需要被重新评估，斯蒂格勒也清楚地认知到这一点，因此在他的一般器官学提案中，这个计画思考的「生命」不再仅是生物性的、同时也是技术的；不再只关注有机物、同时也关注被组织的无机物（organized inorganic matter）。
但斯蒂格勒并不止于将有机的与器官的进行术语上的区分，他的目的在于，通过一般器官学的提案，建立起一种「技术生命的理论」（a theory of technical life）。对斯蒂格勒而言，这样的提案相较于他所参照的重要思考锚点的德希达的解构工程来说，更加贴合他所生活的时代特征：基因改造工程（GMOs）、奈米材料（nanomaterials）等技术手段带来的生物体内部的重新调整与重组，或是演化生物学与考古学上的推进，都让生命／技术的问题不再处于排他的二元架构之下。也因此，一般器官学的方法总是建立在跨学科的取径（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es）之上；所以，器官学并非推翻或对立于生物学，而是意味着将生物学限制局部化（localizes）。斯蒂格勒在此延伸了Leroi-Gourhan与Simondon的论题：他指出，过往被认知成生物学领域的问题，通过一般器官学的重新省视，会转变成关于有机与器官间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ganic and the organological）的认识论问题。用Leroi-Gourhan的分析来说，人类的皮质进化（cortical evolution）其实是无法脱离对石器「器官」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lithic organs）来单独理解的。
而Simondon的传导（transductive）概念，被斯蒂格勒用来解释有机与器官的关系。斯蒂格勒提出的说法是，在技术生活（命）中（in technical life），有机是通过器官由自身的有机性所构成（the organic is originally constituted in its very organicity by the organological），反之亦然；器官学本质上是由技术生命的有机形式所构成的（the organological is inherently constituted by the organic form of technical life）。换言之，在技术生活（命）中，无法脱离器官想像有机（the organic cannot be thought without the organological），且反之亦然。
如同前述，斯蒂格勒认为，一般器官学的提出是为了回应当代的脉络，而他认为当代正面临的是一个「药学的危机」（a pharmacological crisis）：人文进入了例外状态，对工业发展来说不再是必要或有益的了。技术与科学内含的负面向度揭露了斯蒂格勒所谓的药学处境（pharmacological situation），星球人口受苦且畏惧，我们已经发展到了极限。而技术的演进所导致的普遍数位化（generalized digitalization）带来了自动化的增加、类比媒体似乎短路了所有社会结构，注意力以一种的本质上成瘾的方式被毁坏（如同Nicholas Carr在他的The Shallows所观察到的一般），这一切也带来教育危机、以及社会的完全重构（如果不说是纯然毁坏的话）。
这一切很容易导致对于技术或科学演进的谴责、或是独善其身的数位排毒（Digital detox）。斯蒂格勒并不满足于停留在当代征候的指出、或是将任何因素视为代罪羔羊（scapegoat）；他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药理学的观点（a pharmacological perspective）：一般器官学认为问题的焦点在于「一般器官学实例之间的关系和安排」（the relations and arrangements between the instances of general organology）。他所采取的药理学的观点，显然地来自德希达、但不仅限于此。如果德希达的解构工程面临的是近25个世纪以降累积起来的哲学与形上学的对立（灵魂／身体、存在／流变、天然记忆／人工记忆、人／动物等等），那么斯蒂格勒所要对接的，便是后人类思潮出现所意味着的当代处境：我们很可能抵达了「外置化」（exteriorization）这一长期过程的终点，而进入了新的内置化过程的起点（the beginning of a new process of interiorization）——基因改造、人造器官与生物的模控。这使得书写与药学的问题，在斯蒂格勒那里需要被重构、或成为一般器官学的问题。
如果说，一般器官学的出现，是由于数位科技所引发的超批判语境（hyper-critical context），因此斯蒂格勒将其视为一种数位研究的话，那么这意味着，一般器官学的主要主题，便是「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更准确地说，是人工记忆第三持存（hypomnesic tertiary retention）——而在当今的体外环境（exosomatic situation，即数位技术下的人工记忆环境），第三持存因此是不可化约地药学式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斯蒂格勒的思路，我们有必要厘清这样的理论框架是如何构成的。在《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斯蒂格勒便着眼在记忆与技术间关系的讨论之中，或者用柏拉图的语言，是处理「anamnesis、hypomnesis、hypomnemata」间的关系。而器官学的构想、或器官学式的提问源于斯蒂格勒对于德希达《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的阅读。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主要是索叙尔的方法论）的困局（aporias）上，德希达的解构将论题转变成了差异、痕迹，以及最核心的「书写与语言间的关系」。在《论文字学》中，书写不再被视为语言的复制、次级或补充性的元素存在。相反地，德希达争论，语言「总是已经是」书写，。其中，「痕迹」（trace）——或更进一步说，「原初痕迹」（Archi-trace）指向的原初缺失使得延异的（不）可能性的游戏得以展开。斯蒂格勒在此基础之上，对其进行调整，使其得以适配一般器官学的核心论题：第三持存。
斯蒂格勒说，整个一般器官学的计画是建立在第三持存的概念之上的。然而他认为，在德希达那里，由于在解构胡赛尔的过程中（《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德希达并未维持第一持存／第二持存这组区分，因此并未能够进一步地辨识出第三持存的特殊性。斯蒂格勒指出，当胡赛尔在现象学的前提下提出了持存／预存、这组记忆与预期的区分后，德希达通过将它们与原初痕迹相连而进一步拓展了它们的意涵。如果胡赛尔仍然从一个先验主体（transcendental subject）的角度出发来设想这组区分，德希达则挑战了其中隐含的「智性」（noetic）差异，认为从痕迹的角度看来，持存／预存与任何生命体（living organism）都相关，例如DNA作为遗传程序，便是一种持存／预存的系统。到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辨识出德希达与斯蒂格勒的差异——或者说，斯蒂格勒在德希达的基础之上想要继续推进的概念区别了。对斯蒂格勒而言，第三持存的问题必然涉及到人工记忆、器官学做为技术与科技对于生命体的补充或外置化（exteriorization）等问题；而德希达（或许由于其所处时代的技术限制）仍将眼光停留在了生命体之上。实际上，斯蒂格勒指出，这些论题在《论文字学》中、德希达在讨论书写时都曾触及到，只不过并未持续开展。
在延伸德希达对于书写的讨论之外，斯蒂格勒也进一步延伸Leroi-Gourhan对于外置化（exteriorization）的讨论。 Leroi-Gourhan认为，外置化就是「人化」（hominization）：有机生命体通过无生命的器官（non-living organs），构成了被组织的无机物的器官学领域（the organological sphere of the organized inorganic）。如同前述，在Leroi-Gourhan的论点中，人的进化（如皮质进化）是与技术——此处便是他所称的「无生命器官」——共同演化的。在这个基础之上，Leroi-Gourhan同样将记忆问题（或延续着先前对于胡赛尔的讨论，称之为持存问题）脱离个体思考，认为通过外置化，人的记忆有了新的定义：记忆不再是「智能的属性」（property of the intelligence），而是任何一种行动序列的支持或媒介。在此前提下，Leroi-Gourhan认为可以将记忆区分为「物种记忆」（species memory）、「民族记忆」（ethnic memory）与「人工记忆」（artificial memory），它们分别展现为动物行为的固定、人类社会行为的再现、以及无须通过本能或反思的电子记忆。
但斯蒂格勒认为这样的分类方式仍有些含糊之处（特别是针对「民族记忆」），因此他提出了另外一种记忆的分类方式：「种系发生的」（phylogenetic）、「表征遗传的」（epigenetic）与「附种发生的」（epiphylogenetic），它们分别作用、发生或储存在三个不同层级上：物种、个体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或是脑）、以及技术器官与技术生命。通过这个分类，我们不难发现斯蒂格勒所著眼的将会是最后一项「附种发生的」（epiphylogenetic），因为对他而言，这便是一般器官学、第三持存的主要研究区块。
斯蒂格勒认为，之所以要特别区分出此一记忆的领域，是出于理论上的需要。在这里，斯蒂格勒开始了一个复杂的辩证：虽然德希达的解构事业持续地在对抗形上学预设的各种对立项（oppositions），但「区分」（distinctions）仍然是必须的。通过区分，我们可以了解被区分对象的演化过程——德希达称之为「补充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supplement）。而当我们能够在对立模型之外理解区分的话，它们便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构成功能」（compositional functions），也就是发展中的「倾向」（tendencies）。在这些前提下，斯蒂格勒认为，思考的起点必须是「附种发生痕迹」（epiphylogenetic trace）——也就是从技术生命的角度出发，才有可能辨识出构成一般生命的痕迹，而非相反。这个论点乍看之下有点倒错，何以不产生于「附种发生」领域的痕迹需要通过它才得以辨识？我们或许通过外置化的角度来理解会较为清楚。
当我们思考「外置化」时，似乎隐含着这样一种思考前提：原先有一个东西是属于内在的，而后我们将其外置化，换言之，有一个预设的内在状态，以及一个其后的外置化状态。但无论是熟悉德希达的解构手法、或是从Leroi-Gourhan的论点出发，我们都可以理解，并不存在区分之前的一种原始、自然、或者说「原初」的状态——事实上，是「区分」的行动「创造」出了原先不存在的内部（与被视为对立项的外部）。内部／外部是通过区分而被创造出来的一组关系，它们必须互相成立，不能单自成项。
在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可以比较好地理解斯蒂格勒为何认为要由「附种发生痕迹」开始（start [partir] from）：他认为，附种发生具有一种「诠释学特权」（hermeneutic privilege），它由第三持存组成，并通过技术产生了一个新的递归领域（a new field of recursivity），因此通过一般器官学的视野，能够在原先被认为是原初、自然、内在等等的预设下，重新省视、或作出新的区别，来生产新的对象。至此，可以引用一段斯蒂格勒对于一般器官学愿景的话语来为这篇导读作结：
「一般器官学设想，器官学——从技术和科技补充的意义上理解——是对有机体的修改，也即是此一过程的延异：它的分化和延迟、它的间隔和时间化，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个体化过程，即一种新的生命形式。」
北艺大博班实验室2025大师讲座 【创造力与器官学】许煜访台系列讲座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