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报-艺游志

文/赵铎
 

 

 

 

图1、【不相容的思想：遗产及其递归】2022许煜访台系列讲座

 

在这场三场演讲里头，展示出许煜教授如何将前人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源，视为一种德希达意义下的「遗产」，透过厘清不同文本背后的问题意识，以区隔当前于我们当前处境的过程中，将它们重新组装。以许煜教授的说法，这正是在实践一套「思想的个体化」的方法论。
 

因此在开局的第一场演讲「斯蒂格勒与后欧洲哲学」，便是揭露Ideation背后的技术条件展开，以便说明为何在当前技术加速的时代，哲学已经无法以它既有的形式存在，由此逼出迫切需要思想个体化的问题意识。许煜教授从德希达（Jacques Derrida）回应「中国是否有哲学」的争论以及胡赛尔（Edmund Husserl）于的1935年在维也纳发表的演讲里头提到的「欧洲的精神型态」作为出发点，去揭示出斯蒂格勒以及德希达如何用「技术」这个概念去解构胡赛尔的现象学和逻格斯中心主义。「哲学是欧洲的」的宣称在此已经不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论断，而是对于使哲学成为可能的技术条件的揭露。
 

Ideation背后技术条件的揭露一方面是为了说明以特定技术条件产生出来的哲学不具有一个必然如此发展的本质外，另一方面许煜教授承接了史蒂格勒对于技术承载记忆的关注，揭露了技术在将记忆外部化的同时导致的失忆。因此，哲学的未来，必须建立在构成一个新的回忆／失忆的条件上，使得过去技术条件的偶然，在回忆的过程中成为思想发展的必然。
 

而这点在「欧洲哲学」自身内部的发展上，就体现于法国哲学对于德国哲学的继承，许煜教授透过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的「继承」关系，一方面说明了这种「回忆」所建构出来的必然性是如何可以透过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个体化」的概念去进行说明，并以此使史蒂格勒的哲学中可以有着「后欧洲」向度的阅读取径。法国哲学正是一种思想上的个体化，二方面更是透过这个案例去进一步预示了「思想的个体化」如何在一个去个体化的处境中——无论这去个体化的处境是由于全球资本主义下的消费主义，还是技术加速后技术膨胀——生产出「技术多样性」的可能。
 

而这点在「欧洲哲学」自身内部的发展上，就体现于法国哲学对于德国哲学的继承，许煜教授透过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的「继承」关系，一方面说明了这种「回忆」所建构出来的必然性是如何可以透过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个体化」的概念去进行说明，并以此使史蒂格勒的哲学中可以有着「后欧洲」向度的阅读取径。法国哲学正是一种思想上的个体化，二方面更是透过这个案例去进一步预示了「思想的个体化」如何在一个去个体化的处境中——无论这去个体化的处境是由于全球资本主义下的消费主义，还是技术加速后技术膨胀——生产出「技术多样性」的可能。而正是因为欧洲技术已扩展在各地，使得欧洲被呼唤以「去欧洲」的方式使其哲学一同全球化，而对其他非欧洲国家来说，则必须以这「偶然」的遭逢为基础，透过对欧洲哲学/技术的读取，完成自身的个体化的必然。也因此下一场演讲的视角必然地回归到了我们所身处的亚洲。
 

在第二场演讲「何谓亚洲？一个提问」中，许煜教授正式地以个体化的概念作为讲演的主轴，同时说明思想的个体化是如何区隔于亚洲在遭逢西方列强入侵的过程中，常见的「中体西用」或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论述
 

因此在「西田几多郎」和「牟宗三」作为亚洲「思想个体化」的范例中，许煜将这两位哲学家视为一种，将自身的哲学构想，放在不相容的对立情境，以完成思想个体化的实践。像是牟宗三便认为，如果康德对于人无法有智的直觉的判断成立，那中国哲学的思考便成为了不可能。牟宗三正是在这个中西哲学无法调和的对立中，展开「思想的个体化」。同样的逻辑下，西田几多郎则是提出「绝对无」的概念，以Nothing和Being的对立，作为它自身哲学个体化得以可能的对立情境。
 

因此对于这两位哲学家可能导致的文化本质主义，或是自我东方化的疑虑，许煜认为这正是必须以「思想的个体化」阅读他们的原因，唯有如此，才能对他们东／西对立的论述，视为一种思想个体化如何可能的前提，而不是以此追索出一个神话式的本源。而作为他们个体化可能的前提，也就是不相容的对立情境，在物质层面上则是他们当时身处的战争处境，而「书写」则是他们得以实践「思想的个体化」所采用的技术。
 

 

图2、2022年12月6日讲座侧拍（摄影：邬家颍）

 

因此来到第三场演讲「战争与机器」里头，许煜教授以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1914年的一篇文章〈战争的意义〉展开。试图收结前几天的讨论，去说明有别于第二场演讲中提到牟宗三或是西田几多郎面临的「战争」处境，属于我们当代社会「不相容」的情境是什么。
 

柏格森对于德国发动战争的批判，围绕着他基于生物学与演化论发展出来的两个理论向度展开：生机学（Vitalism）以及器官学（Organology）。以机械的方式理解生命，正是生机学所反对的，因此柏格森指出德国之所以发动战争，是整个国家完全机械化的结果。而在这篇文章的另一部分，则是以器官学的角度提出批判，柏格森的器官学指出人类进化是不断创造工具和使用工具。这些工具就像是人工器官。而十九世纪时，人类却制造了比他过去几千年所制造的还要更多的工具。人工的器官不断膨胀，但是人却无法把握这个器官，这种「灵魂和器官」不成比例，而人无法主导器官的状况，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然而许煜教授指出，生机论与机械论的对立，已被美国应用数学家Norbert Wiener于Cybernetic一文中认定为是失效的伪命题，有着反馈系统而创造出来的控制论机器，已能够克服生机论与机械论对立。然而当技术物具备了一种根据环境变化做出自我调节的能力，而使得个别存在的机器在当代已经如同生物一样可以自我组织成为一个平台后，人类则将更大幅度地沦于技术物的器官。因此生机论批判的失效更凸显出器官论批判的必要。
 

然而光是将人类技术的发展作为记忆的外化以及器官的解放，是无法构想出一套「技术多样性」实践，来完成当代社会的语境里头「思想的个体化」。因此许煜教授以柏格森在1970年的《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中「神秘主义」与「机械论」如何对立的论述，套用在André Leroi-Gourhan说明人类文明技术发展多样性时，「Technological Tendency与Technological Fact」的这组区分，将「Technological Tendency与Technological Fact」的差异理解成相互斗争的两股趋势（Tendency），并将此斗争视为实践柏格森意义下的「神秘生活」的可能：如何去看到你当前文明被什么样的趋势给主导，并以直觉去包围这个趋势的边界与侷限，将其安置到一个更大的真实（Reality）之中，来实践技术多样性的可能。
 

因此，许煜教授在演讲最后提醒我们，当我们在思考不同区域的人在使用技术的差别时，不该仅仅以一种社会学的方式去归纳彼此使用方法的差异，而是看见技术本身包含着什么样存有论、知识论甚至宇宙论上的假设上的不同。而在技术作为人记忆的外化与器官的解放的前提下，我们更不可能脱离技术多样性的思考，去想像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以及心灵的多样性（Noodiversity）。
 

诚如许煜教授开场时所言，他自己本身并不是专门做艺术研究，但是在「技术多样性」作为他现阶段实践「思想个体化」的成果下，他对于身为身处于北艺大的学生，期许着我们去思考「艺术」可以在什么意义下成为一种「技术多样性」以及「思想个体化」的实践。
 

 

图3、2022年12月7日讲座后合照（摄影：周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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