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柏良
历史—是当代学科透过持续变动、书写、局部再现过去面貌的结果；因此在使用既定的学科方法时，许多过去的碎片资讯会被裁切、删减或隐蔽，成为我们理解历史以外的幽魂。本场活动由本校文化资产与艺术创新博士生陈柏良担任企划与主持，邀请小说家朱和之与艺术家梁廷毓展开对谈，展现了两人各自向往日幽魂提问的方法，从不同的创作及研究背景出发，交织出一场关于记忆与历史再现的深层对话。
朱和之的分享始于他对「三叉山事件」的探索与书写。该事件发生于1945年战争甫结束时，一架载运美军战俘返国的军机，遭遇台风失事坠毁在台湾中央山脉。当时处于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尚未接收的真空时期，来自不同族群的日本警察、台湾人与布农族，组成搜救队前往山区救援，最终却同样遭遇山难。这段伤痛的记忆被时代转换的巨浪吞没，未受媒体关注，逐渐淡出人们记忆。 1990年代，地理学者施添福教授透过一篇约六千字的报告重新揭示此事，三叉山事件才逐渐重返公众视野，也成为朱和之小说《当太阳坠毁在哈因沙山》的创作核心。
朱和之坦言，从短短的学术报告出发，发展成一部长达16万字的小说，是极为艰巨的挑战。原始史料贫瘠、空白，如一段成为幽魂的历史伤痕，只发出微弱的声音，他与其他创作者似乎是在回应这样的呼唤而行动。在与小说家甘耀明同样获得国艺会补助，并书写同一历史事件的缘分下，他们一同走入现场，亲历一连串近似灵异的巧合，更感受到这些隐藏于历史之下轻声呼唤的力量。
在谈及历史小说的意义时，朱和之引用小说家朱嘉汉的一句话：「用小说来思考历史。」并以油画修复作为比喻，说明历史小说家的工作就如同修复者，透过调查、分析与合理想像，试图将原本已剥落受损的画面补缀还原，使其再次完整呈现。在这个过程中，虚构并非虚假，而是以「合理的想像」填补历史断裂处的创造性修复。
朱和之进一步指出谈论历史小说时，不应仅止思考「小说创作」，而是需要回头思考「何谓历史」。从西方的进步史观、法国年鉴学派，到当代台湾历史小说创作的蓬勃发展，这些观点或趋势的转变，反映的不仅是人们对自我认同的追寻，也是对于历史诠释的省思。在西方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主导的历史视野下，那些失语者、受难者与被忽略的声音，往往难以进入历史主体。历史小说不是还原历史，而是透过合理的虚构书写，正如同拉美文学的经典作品《百年孤寂》，就是不断透过召唤神话、传说、鬼魂与现代性对抗的文学方法。
图1、朱和之讲述历史小说创作现场经验（照片提供：陈柏良）
接续分享的梁廷毓，最初是从视觉艺术创作出发，逐渐意识到台湾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关注，以创作呈现不同族群观点并交错与置放，透过摄影、录像、装置等形式进行名为「断头鬼之梦」的长期创作计画。
梁廷毓分享創作計畫的原點來自一本陳舊族譜，內容記載著家族過去與原住民族衝突的痕跡，讓他意識自己與「歷史」的距離其實並不遙遠；進而創作《噤聲之界：北臺灣客庄與原民的百年纏結和對話》一書，並延展為系列的藝術創作。近年他持續在桃園、新竹一帶進入村莊、部落，蒐集不同族群耆老的口述，理解過去客家族群與泰雅族的衝突歷史，以及所留下的無頭屍故事時，發現多數歷史文獻陳述都僅有單一面向。族群的衝突並非族譜中的「死亡」記錄可以傳達，因為族譜僅是單一族群的生死觀點，不同視角的族群則各有對生命的理解。
另一方面，「冲突」本身的缘由、时空是什么？通常也不会被清晰的记录下来。这不仅发生在家族的文献中，即使是我们认为客观的、科学的地图绘制，「空白」之处所代表的意义不是未知，而正是原汉冲突张力发生之处。当视野扩及其他族群与地方记忆时，受害者、加害者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与交织缠绕；进而促使他将田野的成果延伸，成为在创作中呈现多种视角对历史的理解与交错的想法。 。
在提及对「历史」的看法时，他提到创作过程中，也追寻包含万善祠、有应公、大墓公、碑文等地景「搜集历史」，发现神灵或是鬼魅在当代知识性的认知中，经常被其视为社会性、心理性的隐喻投射；但对于当地人来说，祂们却是真实的存在。从那些鬼故事里面聆听到的，其实就是人对于历史的认知与感觉；历史也如同鬼魂，持续在村庄里与当代共同生活。
图2、梁廷毓解析创作脉络与历史美学（照片提供：陈柏良）
两位讲者的对谈，则延伸至对「历史与神话」本质的探讨。朱和之指出，梁廷毓所指出的神鬼与历史的关连，类似「建国神话」的建构。即使没有文字的民族，也仍有历史的传承，因为「记忆比历史还要真实」，他们相信的历史是透过口耳相传，转化为鬼魂来被记忆。而无论是哪个文明，人类都渴望被安置在故事中，用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即使故事很荒诞也是如此。更进一步的指出，无论哪种类型，好的小说世界观就是一个可以与读者与社会共同记忆的神话；大部分的艺术中应该也都是符合这个原则。
梁廷毓则延续神话的讨论，说明现今创作者开始关注过去在历史碎片中，被压迫、边缘、他者化的底层生命；并企图重新赋予各种维度的历史幽灵，重拾自己重新言说自己生命的能动性。但压迫其实并不只是存在看似底层的生命中，被神话的英雄人物或是忠义之士，其实也在过程中被排除了他个人自身的生命故事，成为另一种角度下被噤声的角色。在面对历史时，仍需要持续反思这种自我英雄化的方式，并非只是压抑到对立的一方，同时也压抑了自己复杂的生命处境与情感状态，也就是人性化的面貌。
現場觀眾交流的時間時，兩位講者針對提問中跨族群書寫的群體與個人進行討論，兩位講者都提及到了不同原住民族的宇宙觀皆不相同，在書寫時必須要關注到集體心靈與傳統認知。而朱和之提到在集體之外，必然也有「叛逆的個人」會去挑戰禁忌，也可以說「禁忌就是因為有人挑戰才產生」。不過「叛逆」並非只是個人特質，往往也與時代有關，例如《當太陽墜毀在哈因沙山》海朔兒就是面臨「部落的小米文化/日本的水稻文化」抉擇，也在面對飛機時產生「部落的威脅/日本的先進」的張力，透過這樣的衝突書寫，進而使角色與時代更加立體。
梁廷毓則指出，客家族群與泰雅族群的衝突與合作其實不斷的在改變面貌，而也回頭影響各自的傳統與文化觀念，「集體」本身也不斷的重新被定義。他指出當代原住民族內部也產生了某種程度的自我批判，如黃璽 (Temu Suyan)詩作《骨鯁集》面向了受到當代社會影響而妥協的傳統文化；顯示當代的個人「叛逆」其實持續真實的發生，且涉及的議題不僅是二元，而是更加複雜的交織關係。
在活動尾聲，主持人陳柏良提出，學術上的歷史書寫有許多受制於學術倫理或考證而不能使用的史料，透過其他形式的創作與分享交流，有時所產生的迴響與討論並不亞於學術發表，許多已被當地人淡忘的故事，也會重新被喚醒復甦。
兩位講者的歷史小說與藝術皆是回應這種需求的重要方式，它們喚醒了在正史重壓之下的幽靈發聲，填補殘片資料中遺失而留白的部分，也就是人性，也正是我們對自我意義的追尋。
圖3、跨域對談現場：歷史、神話與記憶的交會（照片提供：陳柏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