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柏良
歷史—是當代學科透過持續變動、書寫、局部再現過去面貌的結果；因此在使用既定的學科方法時，許多過去的碎片資訊會被裁切、刪減或隱蔽，成為我們理解歷史以外的幽魂。本場活動由本校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生陳柏良擔任企劃與主持，邀請小說家朱和之與藝術家梁廷毓展開對談，展現了兩人各自向往日幽魂提問的方法，從不同的創作及研究背景出發，交織出一場關於記憶與歷史再現的深層對話。
朱和之的分享始於他對「三叉山事件」的探索與書寫。該事件發生於1945年戰爭甫結束時，一架載運美軍戰俘返國的軍機，遭遇颱風失事墜毀在臺灣中央山脈。當時處於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尚未接收的真空時期，來自不同族群的日本警察、臺灣人與布農族，組成搜救隊前往山區救援，最終卻同樣遭遇山難。這段傷痛的記憶被時代轉換的巨浪吞沒，未受媒體關注，逐漸淡出人們記憶。1990年代，地理學者施添福教授透過一篇約六千字的報告重新揭示此事，三叉山事件才逐漸重返公眾視野，也成為朱和之小說《當太陽墜毀在哈因沙山》的創作核心。
朱和之坦言，從短短的學術報告出發，發展成一部長達16萬字的小說，是極為艱鉅的挑戰。原始史料貧瘠、空白，如一段成為幽魂的歷史傷痕，只發出微弱的聲音，他與其他創作者似乎是在回應這樣的呼喚而行動。在與小說家甘耀明同樣獲得國藝會補助，並書寫同一歷史事件的緣分下，他們一同走入現場，親歷一連串近似靈異的巧合，更感受到這些隱藏於歷史之下輕聲呼喚的力量。
在談及歷史小說的意義時，朱和之引用小說家朱嘉漢的一句話：「用小說來思考歷史。」並以油畫修復作為比喻，說明歷史小說家的工作就如同修復者，透過調查、分析與合理想像，試圖將原本已剝落受損的畫面補綴還原，使其再次完整呈現。在這個過程中，虛構並非虛假，而是以「合理的想像」填補歷史斷裂處的創造性修復。
朱和之進一步指出談論歷史小說時，不應僅止思考「小說創作」，而是需要回頭思考「何謂歷史」。從西方的進步史觀、法國年鑒學派，到當代臺灣歷史小說創作的蓬勃發展，這些觀點或趨勢的轉變，反映的不僅是人們對自我認同的追尋，也是對於歷史詮釋的省思。在西方現代性與資本主義主導的歷史視野下，那些失語者、受難者與被忽略的聲音，往往難以進入歷史主體。歷史小說不是還原歷史，而是透過合理的虛構書寫，正如同拉美文學的經典作品《百年孤寂》，就是不斷透過召喚神話、傳說、鬼魂與現代性對抗的文學方法。
圖1、朱和之講述歷史小說創作現場經驗（照片提供：陳柏良）
接續分享的梁廷毓，最初是從視覺藝術創作出發，逐漸意識到臺灣社會對歷史議題的關注，以創作呈現不同族群觀點並交錯與置放，透過攝影、錄像、裝置等形式進行名為「斷頭鬼之夢」的長期創作計畫。
梁廷毓分享創作計畫的原點來自一本陳舊族譜，內容記載著家族過去與原住民族衝突的痕跡，讓他意識自己與「歷史」的距離其實並不遙遠；進而創作《噤聲之界：北臺灣客庄與原民的百年纏結和對話》一書，並延展為系列的藝術創作。近年他持續在桃園、新竹一帶進入村莊、部落，蒐集不同族群耆老的口述，理解過去客家族群與泰雅族的衝突歷史，以及所留下的無頭屍故事時，發現多數歷史文獻陳述都僅有單一面向。族群的衝突並非族譜中的「死亡」記錄可以傳達，因為族譜僅是單一族群的生死觀點，不同視角的族群則各有對生命的理解。
另一方面，「衝突」本身的緣由、時空是什麼？通常也不會被清晰的記錄下來。這不僅發生在家族的文獻中，即使是我們認為客觀的、科學的地圖繪製，「空白」之處所代表的意義不是未知，而正是原漢衝突張力發生之處。當視野擴及其他族群與地方記憶時，受害者、加害者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與交織纏繞；進而促使他將田野的成果延伸，成為在創作中呈現多種視角對歷史的理解與交錯的想法。
在提及對「歷史」的看法時，他提到創作過程中，也追尋包含萬善祠、有應公、大墓公、碑文等地景「蒐集歷史」，發現神靈或是鬼魅在當代知識性的認知中，經常被其視為社會性、心理性的隱喻投射；但對於當地人來說，祂們卻是真實的存在。從那些鬼故事裡面聆聽到的，其實就是人對於歷史的認知與感覺；歷史也如同鬼魂，持續在村莊裡與當代共同生活。
圖2、梁廷毓解析創作脈絡與歷史美學（照片提供：陳柏良）
兩位講者的對談，則延伸至對「歷史與神話」本質的探討。朱和之指出，梁廷毓所指出的神鬼與歷史的關連，類似「建國神話」的建構。即使沒有文字的民族，也仍有歷史的傳承，因為「記憶比歷史還要真實」，他們相信的歷史是透過口耳相傳，轉化為鬼魂來被記憶。而無論是哪個文明，人類都渴望被安置在故事中，用來確認自己的存在－即使故事很荒誕也是如此。更進一步的指出，無論哪種類型，好的小說世界觀就是一個可以與讀者與社會共同記憶的神話；大部分的藝術中應該也都是符合這個原則。
梁廷毓則延續神話的討論，說明現今創作者開始關注過去在歷史碎片中，被壓迫、邊緣、他者化的底層生命；並企圖重新賦予各種維度的歷史幽靈，重拾自己重新言說自己生命的能動性。但壓迫其實並不只是存在看似底層的生命中，被神話的英雄人物或是忠義之士，其實也在過程中被排除了他個人自身的生命故事，成為另一種角度下被噤聲的角色。在面對歷史時，仍需要持續反思這種自我英雄化的方式，並非只是壓抑到對立的一方，同時也壓抑了自己複雜的生命處境與情感狀態，也就是人性化的面貌。
現場觀眾交流的時間時，兩位講者針對提問中跨族群書寫的群體與個人進行討論，兩位講者都提及到了不同原住民族的宇宙觀皆不相同，在書寫時必須要關注到集體心靈與傳統認知。而朱和之提到在集體之外，必然也有「叛逆的個人」會去挑戰禁忌，也可以說「禁忌就是因為有人挑戰才產生」。不過「叛逆」並非只是個人特質，往往也與時代有關，例如《當太陽墜毀在哈因沙山》海朔兒就是面臨「部落的小米文化/日本的水稻文化」抉擇，也在面對飛機時產生「部落的威脅/日本的先進」的張力，透過這樣的衝突書寫，進而使角色與時代更加立體。
梁廷毓則指出，客家族群與泰雅族群的衝突與合作其實不斷的在改變面貌，而也回頭影響各自的傳統與文化觀念，「集體」本身也不斷的重新被定義。他指出當代原住民族內部也產生了某種程度的自我批判，如黃璽 (Temu Suyan)詩作《骨鯁集》面向了受到當代社會影響而妥協的傳統文化；顯示當代的個人「叛逆」其實持續真實的發生，且涉及的議題不僅是二元，而是更加複雜的交織關係。
在活動尾聲，主持人陳柏良提出，學術上的歷史書寫有許多受制於學術倫理或考證而不能使用的史料，透過其他形式的創作與分享交流，有時所產生的迴響與討論並不亞於學術發表，許多已被當地人淡忘的故事，也會重新被喚醒復甦。
兩位講者的歷史小說與藝術皆是回應這種需求的重要方式，它們喚醒了在正史重壓之下的幽靈發聲，填補殘片資料中遺失而留白的部分，也就是人性，也正是我們對自我意義的追尋。
圖3、跨域對談現場：歷史、神話與記憶的交會（照片提供：陳柏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