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报-艺游志

​被赋予流放的自由，驯化成流放的野兽：闻海《在流放地》放映与映后座谈

 

撰写／电影创作研究所 辜健耀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在流放地》的开场，是着名中国流亡诗人黄翔正在朗诵他的诗歌《野兽》。我是第一次听这首诗，我感到浑身上下的毛都竖了起来。这种不安或许远超于文字本身，而是文字所带动的这段「演出」。看着黄翔斑斓皱纹仍睁大着眼睛朗读着一个又一个的字，瞳孔深处似乎透露出他从文革至今所受的苦难。没有任何一个字是多馀的。野兽，这诗里有两头野兽。一头是原本就凶恶的野兽，另一头是被驯化出来的野兽。是野兽造就了野兽。这些被造就的野兽便是纪录片《在流放地》里的灵魂所在，而这首诗就如电影的主题般。

 

《在流放地》导演 闻海

在3月22日与23日一连两天，艺文生态馆电影院进行了闻海导演的纪录片放映，并举办相关专题奖座。在活动第二天《在流放地》放映之前，闻海导演自嘲式的说了几句开场白，表示影片长达一百七十分钟，中途想睡觉的观众就睡吧。过去对中国独立纪录片的了解并不多的我，也没接触过闻海导演的作品。据说《在流放地》犹如导演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不免让我担忧略过了导演过去的作品脉络是否在观影过程中水土不服。可电影放映的过程中，我不仅完全没有睡着，更一次又一次的被电影中的画面给撼动。

《在流放地》 是一部宏大的纪录电影，捕抓了世界各地中国流亡人士的倩影，纪录下他们当下生活的状况，时而触及他们的心境。从香港到台北，印度到土耳其，欧洲到美国，闻海四处寻找「流放地」，流放地版块越扩越大，然而纪录片采用交错叙事的方式来呈现，像极了某种拼贴。这样的剪接往往减低了叙事的戏剧性，形成更为客观存在的影像纪录。或许许多人会认为纪录片本来就不具戏剧性，然而这样的理解是相当狭隘的。纪录片就像剧情片一样，都是可以在写本、拍摄到剪辑阶段去形塑一个故事的样貌，产生故事的开端、高潮、结尾。两者不同之处在于，纪录片记录真实存在的事物，但却能以自己主观的视角让观众看见。这是在《在流放地》里所看不见的。来自导演的独白贯穿了整部纪录片，使得导演在淡化电影的戏剧性的同时，流露出某种诗意感，形成一部壮阔的、像史诗般的中国流亡人士群像。

这些流亡人士当中，有追求自由民主的革命家，也有坚持创作自由的创作者。他们因触碰了中国政府的底线而被流放，他们的流放无可避免的是与政治相关。然而，纪录片里多位创作者、诗人都声称自己不搞政治，也不曾主动招惹政府，自己只是客观呈现真实面貌于作品当中。他们撇清艺术与政治的行为并不是我所认同的。站在我的立场上，艺术在很多时候为政治服务。然而镜头也带到了某位女士对于该诗人的回应，大意便是这种与政治撇清关系的行为本身就很政治，这我是相当认同的。事实上，纪录片里所记录的流亡人士有许多如今已经逝世，其中包括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那段与刘晓波的访谈及其珍贵，因在访谈不久后刘晓便被中国政府囚禁，直到在狱中死去。影像中的流亡人士不免流露着自己的激动与愤怒，然而经常被贴着中国异见人士代表、革命伟人标籤的刘晓波则相当和蔼可亲。他温柔的说着那些故事，带点幽默感，仿若被政府对付、监视已成它的日常，然而他的温柔也只是换来观影者的不胜唏嘘。

 

最震撼我的画面在电影开始不久便出现了。那是叙利亚难民搭船抵达西方文明起源地——希腊爱琴海岸奔向欧洲，将大批鲜豔橘色的救生衣遗弃在海边的画面。2016年，闻海受艾未未委讬担任其纪录片《人流》中土耳其与叙利亚部分的摄影师。画面中，艾未未失落的站在成群的救生衣里，感叹着世间的纷争。或许是因为生活环境中在环保上培养出的严谨习惯，看见这个画面的我，心里跳出来的第一个想法便是：乱丢垃圾！破坏大自然！然而，我们所处的是太平盛世，又怎么能与这些处于水生活热的难民比呢？在生存面前，环保根本不是一回事。

难民潮是欧洲近年来的重大议题。自叙利亚战乱纷争以来，大批的人民便离乡背井，从中东的家乡逃往欧洲。然而在全球物资短缺的情况下，欧洲诸国普遍对难民的人道援救反应冷淡，不愿意收留。在纪录片里，艾未未感叹西方世界所做的事情和中国相去不远。「这不是难民危机，这是人道危机」艾未未这样说。在履行普世价值——自由、平等、博爱的欧美国家，经常为世界各地打抱不平。然而欧洲在面对自身议题却态度冷漠，这是否意味着它们正失去谴责中国的资格？

与叙利亚难民产生对比的，就是一批流亡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他们并不像前面提及的革命家与艺术家，也不是什么异见份子，只是一批想要守护自身信仰的人。他们也希望过上普通的日子，然而在汉人文化称霸、并提倡无神论的中国，西藏人民正渐渐的失去他们的文化与信仰。十二万藏人追随着他们的流亡领袖达赖喇嘛来到印度生活。在闻海的影像里，我们看见流亡藏人与印度人和睦共处的一面，也感受到流亡藏人对印度人的感激之心。一位相当年老的流亡藏人说了这么一句话：「是的，有一件事我很害怕，我很害怕失去对中国人的慈悲心。」这样的想法其实正印证了他们身为坚守自身信仰的藏人，并非厌恶自己的国籍，只是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接纳他们。事实上，这种对于自身家乡的情怀也贯穿着全片。电影里的流亡人士们几乎没有人是讨厌中国的，他们讨厌的仅仅是暴政、专权。
若要说这部纪录片也有主角的话，那就非贝岭莫属。贝岭是位诗人，也投入于编辑与出版工作，最终却被中国政府控以「非法出版发行境外文学刊物罪」入狱的下场。在北京入狱后获释便被遣送至美国。对于祖国浓烈的情怀，在贝岭的话里便能深深感受到，尤其他形容自己非常「贪婪」的望着北京这座城市，心里预感这是自己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家乡。如今的中国正试图将其人民困在笼子里，不能容忍异己看法，也封锁了许多海外资讯，让国民恍若待在井口内。而在中国式思维的洗脑下，中国人民相比其他国国族都有更强烈的爱国情怀。国外艺人、品牌一有辱华的事件发生，中国人齐心封杀、抵制。然而这种盲目的、在蒙骗里发生的爱真的是件荣耀的事吗？在我看来，被中国宣称为异见份子而流放他乡的流亡人士，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哪怕中国人已经对他们展开批评了千百次，说他们向西方势力靠拢。他们全因对中国的爱，而无法安身于伪装的和平里。

 

 

而纪录片里离我们最近的，或许便是对香港动荡的记录。旅居香港的闻海导演拍下了香港佔领中环现场与铜锣湾书店事件引爆的街头示威，酷似去年我们在电视和网络上不断看见的反送中示威游行。港警暴力对待人民、港版国安法强行实施，中国强权正一步一步的侵蚀着香港的自由。在电影结束后，导演闻海，《在流放地的影像——闻海电影研究》主编、诗人贝岭（同时也是纪录片里的人物）都现身映后座谈，提及香港当前的局势，此时重看纪录片更令人感叹不已。

放映结束，这次换贝岭笑着说「刚刚看到很多人都睡去了。」《在流放地》确实不是一部容易消化的电影。以纪录片而言，一百七十分锺并不算太长（过往看过六小时的中国纪录片《囚》），其艰深的地方仍是弱化戏剧的部分，而其资讯量之庞大，风格之多元，拍摄素材遍布天南地北并交叉剪辑，都让这部作品离观众有一定的距离。当议题极为紧迫时，艺术是否还要介入？斟酌一个议题性极高、迫切的作品的艺术手法是否有意义？这是我看完《在流放地》后的一些想法。

在我看来，《在流放地》就像是闻海在拍自己一样。作为一个议题总是瞄准中共不愿让世人看见真相的纪录片导演，闻海多少也曾受到政府的对付，这也是他后来毅然决定移居香港的原因。因此，闻海也是一个流亡者，他本身也「在流放地」。一个流放者去拍摄其他的流放者，在拍下他人的同时，其实他便拍下了自己，拍下了身为野兽的自己。从这个角度来看，闻海更像是与自己对话。这段对话拼凑出被流放的野兽们的群像，或我想给他们一个更温柔的名字——异乡人。人在异乡为异客，他们不愿永远留在流放地，或许他们的心从未离开过他们的祖国，他们的中国，他们想像中的中国。

活动结束前，贝岭拿出一个不大的行李箱，里边摆满了他编辑、创作的书籍作品。学生们热络飞快的把书本抢购一空，纷纷索取签名。贝岭一脸感到欣慰，或许这抚慰了他身为被流放的艺术家心灵，也或许只是因为他刚刚看见同学们在电影放映时都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