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報-藝游誌

​被賦予流放的自由，馴化成流放的野獸：聞海《在流放地》放映與映後座談

 

撰寫／電影創作研究所 辜健耀 

「我是一隻被追捕的野獸 
我是一隻剛捕獲的野獸 
我是被野獸踐踏的野獸 
我是踐踏野獸的野獸」

《在流放地》的開場，是著名中國流亡詩人黃翔正在朗誦他的詩歌《野獸》。我是第一次聽這首詩，我感到渾身上下的毛都豎了起來。這種不安或許遠超於文字本身，而是文字所帶動的這段「演出」。看著黃翔斑斕皺紋仍睜大著眼睛朗讀著一個又一個的字，瞳孔深處似乎透露出他從文革至今所受的苦難。沒有任何一個字是多餘的。野獸，這詩裡有兩頭野獸。一頭是原本就兇惡的野獸，另一頭是被馴化出來的野獸。是野獸造就了野獸。這些被造就的野獸便是紀錄片《在流放地》裡的靈魂所在，而這首詩就如電影的主題般。

 

《在流放地》導演 聞海

在3月22日與23日一連兩天，藝文生態館電影院進行了聞海導演的紀錄片放映，並舉辦相關專題獎座。在活動第二天《在流放地》放映之前，聞海導演自嘲式的說了幾句開場白，表示影片長達一百七十分鐘，中途想睡覺的觀眾就睡吧。過去對中國獨立紀錄片的瞭解並不多的我，也沒接觸過聞海導演的作品。據說《在流放地》猶如導演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不免讓我擔憂略過了導演過去的作品脈絡是否在觀影過程中水土不服。可電影放映的過程中，我不僅完全沒有睡著，更一次又一次的被電影中的畫面給撼動。

《在流放地》 是一部宏大的紀錄電影，捕抓了世界各地中國流亡人士的倩影，紀錄下他們當下生活的狀況，時而觸及他們的心境。從香港到台北，印度到土耳其，歐洲到美國，聞海四處尋找「流放地」，流放地版塊越擴越大，然而紀錄片採用交錯敘事的方式來呈現，像極了某種拼貼。這樣的剪接往往減低了敘事的戲劇性，形成更為客觀存在的影像紀錄。或許許多人會認為紀錄片本來就不具戲劇性，然而這樣的理解是相當狹隘的。紀錄片就像劇情片一樣，都是可以在寫本、拍攝到剪輯階段去形塑一個故事的樣貌，產生故事的開端、高潮、結尾。兩者不同之處在於，紀錄片記錄真實存在的事物，但卻能以自己主觀的視角讓觀眾看見。這是在《在流放地》裡所看不見的。來自導演的獨白貫穿了整部紀錄片，使得導演在淡化電影的戲劇性的同時，流露出某種詩意感，形成一部壯闊的、像史詩般的中國流亡人士群像。

這些流亡人士當中，有追求自由民主的革命家，也有堅持創作自由的創作者。他們因觸碰了中國政府的底線而被流放，他們的流放無可避免的是與政治相關。然而，紀錄片裡多位創作者、詩人都聲稱自己不搞政治，也不曾主動招惹政府，自己只是客觀呈現真實面貌於作品當中。他們撇清藝術與政治的行為並不是我所認同的。站在我的立場上，藝術在很多時候為政治服務。然而鏡頭也帶到了某位女士對於該詩人的回應，大意便是這種與政治撇清關係的行為本身就很政治，這我是相當認同的。事實上，紀錄片裡所記錄的流亡人士有許多如今已經逝世，其中包括曾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那段與劉曉波的訪談及其珍貴，因在訪談不久後劉曉便被中國政府囚禁，直到在獄中死去。影像中的流亡人士不免流露著自己的激動與憤怒，然而經常被貼著中國異見人士代表、革命偉人標籤的劉曉波則相當和藹可親。他溫柔的說著那些故事，帶點幽默感，仿若被政府對付、監視已成它的日常，然而他的溫柔也只是換來觀影者的不勝唏噓。

 

最震撼我的畫面在電影開始不久便出現了。那是敘利亞難民搭船抵達西方文明起源地——希臘愛琴海岸奔向歐洲，將大批鮮豔橘色的救生衣遺棄在海邊的畫面。2016年，聞海受艾未未委託擔任其紀錄片《人流》中土耳其與敘利亞部分的攝影師。畫面中，艾未未失落的站在成群的救生衣裡，感嘆著世間的紛爭。或許是因為生活環境中在環保上培養出的嚴謹習慣，看見這個畫面的我，心裡跳出來的第一個想法便是：亂丟垃圾！破壞大自然！然而，我們所處的是太平盛世，又怎麼能與這些處於水生活熱的難民比呢？在生存面前，環保根本不是一回事。

難民潮是歐洲近年來的重大議題。自敘利亞戰亂紛爭以來，大批的人民便離鄉背井，從中東的家鄉逃往歐洲。然而在全球物資短缺的情況下，歐洲諸國普遍對難民的人道援救反應冷淡，不願意收留。在紀錄片裡，艾未未感嘆西方世界所做的事情和中國相去不遠。「這不是難民危機，這是人道危機」艾未未這樣說。在履行普世價值——自由、平等、博愛的歐美國家，經常為世界各地打抱不平。然而歐洲在面對自身議題卻態度冷漠，這是否意味著它們正失去譴責中國的資格？

與敘利亞難民產生對比的，就是一批流亡於印度達蘭薩拉的藏人。他們並不像前面提及的革命家與藝術家，也不是什麼異見份子，只是一批想要守護自身信仰的人。他們也希望過上普通的日子，然而在漢人文化稱霸、並提倡無神論的中國，西藏人民正漸漸的失去他們的文化與信仰。十二萬藏人追隨著他們的流亡領袖達賴喇嘛來到印度生活。在聞海的影像裡，我們看見流亡藏人與印度人和睦共處的一面，也感受到流亡藏人對印度人的感激之心。一位相當年老的流亡藏人說了這麼一句話：「是的，有一件事我很害怕，我很害怕失去對中國人的慈悲心。」這樣的想法其實正印證了他們身為堅守自身信仰的藏人，並非厭惡自己的國籍，只是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夠接納他們。事實上，這種對於自身家鄉的情懷也貫穿著全片。電影裡的流亡人士們幾乎沒有人是討厭中國的，他們討厭的僅僅是暴政、專權。
若要說這部紀錄片也有主角的話，那就非貝嶺莫屬。貝嶺是位詩人，也投入於編輯與出版工作，最終卻被中國政府控以「非法出版發行境外文學刊物罪」入獄的下場。在北京入獄後獲釋便被遣送至美國。對於祖國濃烈的情懷，在貝嶺的話裡便能深深感受到，尤其他形容自己非常「貪婪」的望著北京這座城市，心裡預感這是自己最後一次看見自己的家鄉。如今的中國正試圖將其人民困在籠子裡，不能容忍異己看法，也封鎖了許多海外資訊，讓國民恍若待在井口內。而在中國式思維的洗腦下，中國人民相比其他國國族都有更強烈的愛國情懷。國外藝人、品牌一有辱華的事件發生，中國人齊心封殺、抵制。然而這種盲目的、在矇騙裡發生的愛真的是件榮耀的事嗎？在我看來，被中國宣稱為異見份子而流放他鄉的流亡人士，他們才是真正的愛國，哪怕中國人已經對他們展開批評了千百次，說他們向西方勢力靠攏。他們全因對中國的愛，而無法安身於偽裝的和平裡。

 

 

而紀錄片裡離我們最近的，或許便是對香港動盪的記錄。旅居香港的聞海導演拍下了香港佔領中環現場與銅鑼灣書店事件引爆的街頭示威，酷似去年我們在電視和網絡上不斷看見的反送中示威遊行。港警暴力對待人民、港版國安法強行實施，中國強權正一步一步的侵蝕著香港的自由。在電影結束後，導演聞海，《在流放地的影像——聞海電影研究》主編、詩人貝嶺（同時也是紀錄片裡的人物）都現身映後座談，提及香港當前的局勢，此時重看紀錄片更令人感嘆不已。

放映結束，這次換貝嶺笑著說「剛剛看到很多人都睡去了。」《在流放地》確實不是一部容易消化的電影。以紀錄片而言，一百七十分鍾並不算太長（過往看過六小時的中國紀錄片《囚》），其艱深的地方仍是弱化戲劇的部分，而其資訊量之龐大，風格之多元，拍攝素材遍佈天南地北並交叉剪輯，都讓這部作品離觀眾有一定的距離。當議題極為緊迫時，藝術是否還要介入？斟酌一個議題性極高、迫切的作品的藝術手法是否有意義？這是我看完《在流放地》後的一些想法。

在我看來，《在流放地》就像是聞海在拍自己一樣。作為一個議題總是瞄準中共不願讓世人看見真相的紀錄片導演，聞海多少也曾受到政府的對付，這也是他後來毅然決定移居香港的原因。因此，聞海也是一個流亡者，他本身也「在流放地」。一個流放者去拍攝其他的流放者，在拍下他人的同時，其實他便拍下了自己，拍下了身為野獸的自己。從這個角度來看，聞海更像是與自己對話。這段對話拼湊出被流放的野獸們的群像，或我想給他們一個更溫柔的名字——異鄉人。人在異鄉為異客，他們不願永遠留在流放地，或許他們的心從未離開過他們的祖國，他們的中國，他們想像中的中國。

活動結束前，貝嶺拿出一個不大的行李箱，裏邊擺滿了他編輯、創作的書籍作品。學生們熱絡飛快的把書本搶購一空，紛紛索取簽名。貝嶺一臉感到欣慰，或許這撫慰了他身為被流放的藝術家心靈，也或許只是因為他剛剛看見同學們在電影放映時都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