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报-艺游志人类世的逃逸学：斯蒂格勒＆许煜访台演讲侧记
跨域创新课程
2020-01-10
撰文／美术学系博士班 许钧宜
2019年11月初，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首次访台，同时与其曾指导之博士及长年协作夥伴许煜举办四场讲座。从本次的演讲，可看出两人如何开展一道强势且繁复的思想网络，将技术、人工智能、艺术、生态，甚至是精神、记忆与心理等纷杂概念组装为一架思想机器，面向迫切的当刻奔去。
在第一场于台北艺术大学的演讲，斯蒂格勒与许煜展示着极为不同的思考路径，两人分别带来《人类世里的艺术》、《机器与生态学》等讲题，但同样地试图描绘与回应我们在当代必须面临之问题。同时，由两人所罗织的网络又迅速地在演讲间积累其深度，直探哲学思考脉络深处，将我们置于由「人类世」（Anthropocene）与存有学（ontology）根本问题所夹击的困境（aporia）中。
所有问题以及对问题的思考，仅只诞生于如此困境。像是斯蒂格勒反复于演讲中说道：「一切都非常困难，但这是我们唯一能以倖存的方法」。正是在同时面临当代现况与回返至思想的双重迫切性里，斯蒂格勒开始了他独特的辩证。然而，当面对着技术（technic）、科技(technology)、资本社会等问题时，斯蒂格勒并非一昧地批判或呼吁弃绝它们，而是采取一种「药学」（Pharmakon）般的思考。此一概念在柏拉图哲学中即明确地表现出「既是毒药，也是解药」、如神祇雅努斯（Janus）的双重脸孔。只有在这种同时思考二重、甚至多元的情境下，我们才能真正对人类世的问题进行反思。
「人类世」最为恐怖之面貌，并不直接化作全球的当代显学，如环境、气候与资源耗竭等问题，而是所有事物皆成为「可计算的」（calculable）、一切运转全面进入自动化（automation）的时代。此些特征首要显现在现代技术的开发与使用上。如此情况导致数据（data）取代了真实（real）、机器取代人类劳动等状态——沿用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概念，斯蒂格勒称其是「虚无主义」全面胜利的世界。同时，人类世也是一个「熵纪」（entropocene），以热力学定义来说即是混乱程度、失序最大化的状态。正是在此，斯蒂格勒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之概念——「负熵」（negentropy）。「负熵」的生成即是停止混乱失序继续增大、甚至逃离人类世的方法。但，它并非某种预先存在、取之即用的事物，而是必须被创造的对象。
图一 「艺术，在21世纪能做什么？」大师系列讲座侧拍（摄影：林源庭）
于是，如何生成「负熵」即成为「艺术，在21世纪能做什么？」首要问题，因为对人类世熵值之减少，正要求着创造性的行动发生。但斯蒂格勒所强调的，并非是要瓦解资本社会、或者摒弃技术之使用，当谈及自动化社会、智能城市成形、人类将被机器所代换时，其给予的是积极与肯定的回应。斯蒂格勒认为，因为自动化省下（原先用以劳动的）时间，将是关于创建未来的筹码，其必须投注于生产负熵——创造之中，如同艺术、知识分享与社群合作等。换言之，正是借由自动化（技术）协助，人们反而能够去实现一个「去自动化」（dis-automation）的文化。这正展示了一种药学式的思考，同时思考技术的双重面孔，由此去重新定义技术—创造的关系。
在许煜的演讲中，他延续着去年于北艺大演讲之问题脉络，试图跳脱既有对技术理解的框架（frame），并以一种宇宙论（cosmology）观点去再框定（reframing）技术本质。三场演讲中（许煜即设定为lecture I-III），一方面爬梳着西方思想史脉络，借此回应当代人工智能的问题，厘清作为「人」本身最为基进的思辨性究竟为何？另一方面则跳出西方知识体系，以另类视角——诸如中国思想中「器」与「道」的和谐状态——去思考技术的多样性（multiplicity）与开放性（openness），而非是将技术一昧地投注于对世界的支配与开采上。如同许煜曾多次提及哲学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解蔽」（aletheia）的概念，海德格认为「技术」模糊且隐含的真正本质，即是除去遮蔽、揭示真理的唯一方法。借由东西方哲学交互对话，许煜于此间重新说明了技术的根柢意义。
随着各场演讲推进，我们可发现斯蒂格勒与许煜分别以极为不同路径，回应着现今情况、同时逐渐抵达对于技术起源的问题探讨，试图从中找寻对人类世或说当代存有模式（mode of being）的解方。因为自从初始，无论是技术一词的希腊文「techne」、或是拉丁文「ars」，皆意味着技术与艺术无可区分的同源状态。正是因为技术与艺术逐渐分歧、前者被转化为以资本为目的生产后，丧失了原先作为纯粹的「创造」（poiesis）特质。在此，斯蒂格勒与许煜不约而同地谈及感性的问题，同样将技术视为一种对感知的创造、决定事物如何变为「可感的」（sensible）感知学（aesthesis）。总而言之，两者对于技术重新框取及定位，皆瞄准了对艺术的思考上，期盼能借由艺术实践以完成某种集体个体化（collective individuation），由此抵抗资本工业社会对人心理与感觉的异化（alienation）。简言之，艺术实践所带来的创造、串连与分享，正有可能聚集出某种能够对抗人类世全面自动化与标准化（standardization）的「地方性」（locality）。艺术于今日可以做什么？或许，重新思考技术之本质，替技术——或以斯蒂格勒的话来说，对技术的「器官学」（organology）进行重新校准、与存有本身形成崭新连结关系，即成为当代艺术必须面对的首要课题。
图二 「艺术，在21世纪能做什么？」大师系列讲座侧拍（摄影：王世邦）
总结斯蒂格勒与许煜的访台行程，我们所见并非是一次纯粹的学术研讨，而是目睹了一种将思考作为某种实际行动的姿态。对他们而言，哲学并非是种学术、而是种「工作」（work）。哲学思考在此方面必须描绘出极为迫切的当代问题，同时也必须就地实现为独特的逃逸行动，透过探究各式可能，将人类世翻转为差异得以多样地生成的「负人类世」（Neganthropoce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