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報-藝游誌人類世的逃逸學：斯蒂格勒＆許煜訪台演講側記
跨域創新課程
2020-01-10
撰文／美術學系博士班 許鈞宜
2019年11月初，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首次訪台，同時與其曾指導之博士及長年協作夥伴許煜舉辦四場講座。從本次的演講，可看出兩人如何開展一道強勢且繁複的思想網絡，將技術、人工智能、藝術、生態，甚至是精神、記憶與心理等紛雜概念組裝為一架思想機器，面向迫切的當刻奔去。
在第一場於臺北藝術大學的演講，斯蒂格勒與許煜展示著極為不同的思考路徑，兩人分別帶來《人類世裡的藝術》、《機器與生態學》等講題，但同樣地試圖描繪與回應我們在當代必須面臨之問題。同時，由兩人所羅織的網絡又迅速地在演講間積累其深度，直探哲學思考脈絡深處，將我們置於由「人類世」（Anthropocene）與存有學（ontology）根本問題所夾擊的困境（aporia）中。
所有問題以及對問題的思考，僅只誕生於如此困境。像是斯蒂格勒反覆於演講中說道：「一切都非常困難，但這是我們唯一能以倖存的方法」。正是在同時面臨當代現況與回返至思想的雙重迫切性裡，斯蒂格勒開始了他獨特的辯證。然而，當面對著技術（technic）、科技(technology)、資本社會等問題時，斯蒂格勒並非一昧地批判或呼籲棄絕它們，而是採取一種「藥學」（Pharmakon）般的思考。此一概念在柏拉圖哲學中即明確地表現出「既是毒藥，也是解藥」、如神祇雅努斯（Janus）的雙重臉孔。只有在這種同時思考二重、甚至多元的情境下，我們才能真正對人類世的問題進行反思。
「人類世」最為恐怖之面貌，並不直接化作全球的當代顯學，如環境、氣候與資源耗竭等問題，而是所有事物皆成為「可計算的」（calculable）、一切運轉全面進入自動化（automation）的時代。此些特徵首要顯現在現代技術的開發與使用上。如此情況導致數據（data）取代了真實（real）、機器取代人類勞動等狀態——沿用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概念，斯蒂格勒稱其是「虛無主義」全面勝利的世界。同時，人類世也是一個「熵紀」（entropocene），以熱力學定義來說即是混亂程度、失序最大化的狀態。正是在此，斯蒂格勒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之概念——「負熵」（negentropy）。「負熵」的生成即是停止混亂失序繼續增大、甚至逃離人類世的方法。但，它並非某種預先存在、取之即用的事物，而是必須被創造的對象。
圖一 「藝術，在21世紀能做什麼？」大師系列講座側拍（攝影：林源庭）
於是，如何生成「負熵」即成為「藝術，在21世紀能做什麼？」首要問題，因為對人類世熵值之減少，正要求著創造性的行動發生。但斯蒂格勒所強調的，並非是要瓦解資本社會、或者摒棄技術之使用，當談及自動化社會、智能城市成形、人類將被機器所代換時，其給予的是積極與肯定的回應。斯蒂格勒認為，因為自動化省下（原先用以勞動的）時間，將是關於創建未來的籌碼，其必須投注於生產負熵——創造之中，如同藝術、知識分享與社群合作等。換言之，正是藉由自動化（技術）協助，人們反而能夠去實現一個「去自動化」（dis-automation）的文化。這正展示了一種藥學式的思考，同時思考技術的雙重面孔，由此去重新定義技術—創造的關係。
在許煜的演講中，他延續著去年於北藝大演講之問題脈絡，試圖跳脫既有對技術理解的框架（frame），並以一種宇宙論（cosmology）觀點去再框定（reframing）技術本質。三場演講中（許煜即設定為lecture I-III），一方面爬梳著西方思想史脈絡，藉此回應當代人工智能的問題，釐清作為「人」本身最為基進的思辨性究竟為何？另一方面則跳出西方知識體系，以另類視角——諸如中國思想中「器」與「道」的和諧狀態——去思考技術的多樣性（multiplicity）與開放性（openness），而非是將技術一昧地投注於對世界的支配與開採上。如同許煜曾多次提及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解蔽」（aletheia）的概念，海德格認為「技術」模糊且隱含的真正本質，即是除去遮蔽、揭示真理的唯一方法。藉由東西方哲學交互對話，許煜於此間重新說明了技術的根柢意義。
隨著各場演講推進，我們可發現斯蒂格勒與許煜分別以極為不同路徑，回應著現今情況、同時逐漸抵達對於技術起源的問題探討，試圖從中找尋對人類世或說當代存有模式（mode of being）的解方。因為自從初始，無論是技術一詞的希臘文「techne」、或是拉丁文「ars」，皆意味著技術與藝術無可區分的同源狀態。正是因為技術與藝術逐漸分歧、前者被轉化為以資本為目的生產後，喪失了原先作為純粹的「創造」（poiesis）特質。在此，斯蒂格勒與許煜不約而同地談及感性的問題，同樣將技術視為一種對感知的創造、決定事物如何變為「可感的」（sensible）感知學（aesthesis）。總而言之，兩者對於技術重新框取及定位，皆瞄準了對藝術的思考上，期盼能藉由藝術實踐以完成某種集體個體化（collective individuation），由此抵抗資本工業社會對人心理與感覺的異化（alienation）。簡言之，藝術實踐所帶來的創造、串連與分享，正有可能聚集出某種能夠對抗人類世全面自動化與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的「地方性」（locality）。藝術於今日可以做什麼？或許，重新思考技術之本質，替技術——或以斯蒂格勒的話來說，對技術的「器官學」（organology）進行重新校準、與存有本身形成嶄新連結關係，即成為當代藝術必須面對的首要課題。
圖二 「藝術，在21世紀能做什麼？」大師系列講座側拍（攝影：王世邦）
總結斯蒂格勒與許煜的訪台行程，我們所見並非是一次純粹的學術研討，而是目睹了一種將思考作為某種實際行動的姿態。對他們而言，哲學並非是種學術、而是種「工作」（work）。哲學思考在此方面必須描繪出極為迫切的當代問題，同時也必須就地實現為獨特的逃逸行動，透過探究各式可能，將人類世翻轉為差異得以多樣地生成的「負人類世」（Neganthropoce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