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报-艺游志

撰文／教学与学习中心 许妍甄
 

 

图一、黄建宏教授

 

 

 

出国是为了找到台湾观点

建宏老师说在法国留学期间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老师就读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哲学所，与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学习美学与政治。建宏老师分享当时在法国的社会氛围、文化的串连非常厉害，透过不同媒体的传播，渲染至整个社会文化，并且形成一种风潮。对于在法国生活的学生来说，大量触手可及的艺文资讯，无形中也扩大了自己的生活范畴。老师举例说「譬如说今天有一个馆社他要做毕卡索的大展，像这样的事情在台湾通常都会是独立事件，可是在法国你就会发现，会突然这两三个月中，很多的画廊都在展示他们手边有的毕卡索，周刊、电影、杂志也会出现与毕卡索有关的报导。那是一种共同讨论的氛围，你不大感觉的到市场行销，可是他确实会有很高的行销效益」，「也就是说从杂志、空间、电视谈话节目等等，这些都会串连起来，透过大量的合作对话来进行行销。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台湾是比较少见！」
 

而电影是建宏老师在法国主要的研究，「5、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电影变成了呈现文化观点很重要的管道」，「电影会变成很多不同领域的人，如何找到关于文化、关于社会、关于政治、关于历史的共通话题的接口」。在拥有非常丰富电影资源的法国，正是从事电影研究的最佳场所。而透过电影可以将不同领域的人、事、物串接在一起，形成共同讨论的议题，也正是老师所感兴趣的。
 

建宏老师回想自己一路以来的学习到教学，因为现实考量选择了东海大学化学系，四年的痛苦煎熬、两年的兵役后，老师决定前往法国修习研究所。「我那时候其实自己也不能够准确回答要学什么」，「可是我就跟我爸说，因为我想要找到台湾的观点！」「回到台湾的教学，我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同时面对自己所想像的台湾，到底可以生产出什么样的人，来回应台湾的问题」。
 

 

教学是学习的陪伴者

「我不会觉得我在台湾要当任何西方哲学家的专家」，「当一个西方哲学家的专家这件事对我来讲是非常可疑的事情，因为我们非常少看到台湾有任何一个哲学家的专家可以去跟西方世界那一个哲学家的专家对话，其实大部分我们成为某一个哲学家的专家之后，就是不断的复述、不断活在这个哲学家的世界里面，然后把这些语言交给学生」。建宏老师留法期间主要学习德勒兹、洪席耶的哲学思想，但回到台湾的教学上，却很少将这两位大师当作课程内容教材，这样的教学思维来自于老师的企图，希望找到属于台湾的观点，而要做到这个目标，需要从语言及改变开始。「你常会碰到学生说，老师我的作品做这样，那我需要念谁的书？其实这是一个满本末倒置的问题」，「我一直把我自己视为一个陪伴者」，「我的课程几乎都是跟着我的研究在走，或是跟着我要做的计画在走，几乎没有一个学期是复制同一个课纲，我教学就是我自己在做的研究，我跟学生的关系是陪伴、对话的关系」。老师期许的是，当大家都可以很直接地用自己的语言去谈论作品的时候，作品的概念才会更加地清晰。「下一步进入社会的时候，才会有各种谈论作品的方式、别人看待自己作品的语言，他才能够有一个震荡跟对话，慢慢地出现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课题到底是什么，才会汇聚出一些这个社会关心的美学问题」。这样的教学，不难看出老师对于台湾艺术教育的企图与用心！
 

 

跨领域的困境

「其实法国的本位主义更加跋扈」，由于法国的学术系统历史久远，发展较为完善，即使整体社会、学术氛围是开放的、多元的，但是对于本身的专业领域仍旧有其捍卫的强势作风与领域性，「台湾的学术相较下没到那么的严谨，可是台湾的各个领域切分得非常清楚」。老师接着分析到底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是跨领域的呢？「其实就是社会！」「不管你的专业是什么，你到最后面对的就是社会问题」，「其实只要各个领域愿意面对社会的现况、社会的未来、去理解社会的过去，其实一定会跨领域、一定可以对话」，「因为我们是根据问题来进行对话」。建宏老师觉得台湾的社会问题很少能够进行专业与专业之间的直接对话，对公共空间的想像不够强烈而且匮乏，而这也延伸另一个老师对于跨领域的观点─青年世代的能量。
 

「年轻人的能量、热情，还有他的心理状态都是浑沌的，他的感官、思想、意识就很自然会带着他乱窜」，「贺尔蒙过剩、精力过剩、情感混沌、意识模糊，可是这永远都是这社会最强大的力量」。在法国，所谓的年轻人可能可以从国中一直到壮年，是非常具有能量、公众意识的，是自主性地走进跨领域的学习与思维中。老师也分享他对台湾的观察，发现自318学运后，台湾社会力量逐渐在扩张与改变，如青平台的活动中，已不乏高中生的参与，这是很好的现象。毕竟没有一个社会问题是独立的、属于单一学系的，当面对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时，很容易能将不同领域的人群连结在一起。所谓的青年世代应该是对社会、对未来最具憧憬、具有能量而改变些什么的人吧。
 

老师另外也提到何谓跨领域的思考观点，interdisciplinary、transdisciplinary两者的差异，与跨领域真正企图达到的境地，「interdisciplinary是领域跟领域之间，比较强调媒合的概念，我如何把两种不同的知识系统，为了做一个计画，把它媒合在一起」；「transdisciplinary意涵则是，我如何在每个领域里面都可以跨出去，其实是要用自己原本领域的方法去跨出来」。老师以每年招生考试时，艺术跨域研究所很多来自非美术本科的学生入学，但是大家往往陷入一个迷思是，从原本的系所修读另一个系所是不是就是跨领域了呢？回应老师前面所提的，老师们欲见的是学生能够从自己既有所学的专业中，找到一条与艺术、美学同行的方法或型态。
 

跨领域教学面对的另一个困境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也是跨领域系所所面临的困境。跨领域系所内教师的组成、流动等受教育部、组织等诸多规范，教师的组成是不是够跨领域是第一个面临的问题，面对教学，不同世代的学生有不同的好奇，系所内的教师成员能否具有足够的专业性，组织架构能否及时因应不同世代而弹性调整成员结构，又或者当系所具备一定程度的跨领域时，是否又会形成一种不够专业性？「所以跨领域真正的价值，还有他到底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如何被看待，其实在台湾的学术环境来讲都还是很需要沟通的事情！」
 

 

疫情对艺术教育的冲击

建宏老师认为疫情对艺术或艺术教育不是只是线上、线下的问题，疫情阻断了原有的沟通模式，但是跨领域反而在这时间点被往前推展。「其实就是社会问题被凸显出来，疫情造成全球共感」，「当疫情发生的时候，他事实上是发生在生物层面的事件，而这个事件他最主要直接触及的就是身体感，还有人的基本情感，因为身体感的改变、关系的改变，人的很多基本情感会被牵引出来，这个全球的共感他会改变社会应该要面对的问题，而要面对的新的问题，其实很少人有已知的答案」，「全球共感对于在文化状态里面有所谓的被支配或后殖民的地方来讲是一个机会，因为生物性所造成的冲击他会降低文化本身的重要性。文化促进共识，同时也在促进排他性，这是文化的特质，而生物这件事情可以跨越文化所造成的困境」，「可是艺术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艺术永远会回到个体，艺术没有一开始就是集体的，所以这个个体他必须要先由他自身去建立一个共感的可能，因为他要把各种不同的情感都放到他的意识里面去连结起来，这个是在专业化之后其他领域人会被切断的事情」。
 

「对我来讲，通过疫情可以去思考的，反而是艺术可以重新去参与这个生态，艺术是有可能在重新回来定位自己，在面对新的社会问题的生成，所以我们会需要新的人际网络跟建立新的生态关系、观念，在这个时候艺术必须参与到里面。」
 

「个体的重建他同时面对到个体有很大的部分要被机器所替换，也就是数码化、电脑化这样的问题，他其实是一个后人类或非人类的，所以现在是在一个嵌合的过程，这个嵌合的过程，艺术很重要的是他让这个嵌合过程有机化；如果艺术在这个时候参与不到里面，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社群媒体界面背后跨国企业来决定，也就是大数据的运算，艺术在这个环节里面应该是满重要的事情，跟技术的结合，因为人真的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阶段跟技术、跟后人类的关系，其实我觉得艺术的思考会变得很重要」，「可是这个时候艺术也会有新的挑战，如何去了解数码、电脑等这些技术知识，因为那是一批新的知识，要如何让自己的思考能够随着这些新的工具、或新的接口不断去更新，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跨领域，如果这些东西不懂、或没有跟着学习的时候，其实你就没有沟通能力，没有沟通能力的状态其实不可能做什么跨领域的教学，他只能做一种意识型态的教学而已，即使他的意识形态是支持跨领域的，可是其实他没有办法真的去进入跨领域的教学」。
 

 

图二、黄建宏教授

 

 

 

艺术教育的想像与愿景

「艺术教育他如果是一个基本不变的命题，我觉得一个教育单位、教学单位，他首先要去宣告他对『社会』的认识是什么」，「一个新生进入到这个校园他应该要感受到什么、应该要看到什么，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也回应老师前面所谈的，整个社会如何型塑、生产，以什么样的方式提供养分。建宏老师分享近年逐渐将选课课程学生数降低，希望每门课能够维持一定的师生沟通品质，「形成一个生态系」，老师与修课的学生透过课程修业期间，建立起某种关系，「他就会很像一种部落生活的实验、部落化」，老师将课室当做社会体，在此其中的成员，彼此互相对话、沟通，也是贯彻老师的教学信念，让学生学习使用自己的语言，将此语言与其他成员对话，学生将不再是谁的代言者，能够从自己所关注的议题中，展现自己的观点，进而走入社会，唤醒全民共众意识，而艺术才会更加丰富。
 

以现在的教育制度与结构，尚还无法完全支持跨领域的教学，在专业化的同时，如何能保持自身的开放性，使领域与领域之间得以对话、合作，实现跨领域的可能，或许正是我们在历经疫情之后，共同努力的目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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