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報-藝游誌

撰文／教學與學習中心 許妍甄
 

 

圖一、黃建宏教授

 

 

 

出國是為了找到臺灣觀點

建宏老師說在法國留學期間對他的影響是最大的。老師就讀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哲學所，與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學習美學與政治。建宏老師分享當時在法國的社會氛圍、文化的串連非常厲害，透過不同媒體的傳播，渲染至整個社會文化，並且形成一種風潮。對於在法國生活的學生來說，大量觸手可及的藝文資訊，無形中也擴大了自己的生活範疇。老師舉例說「譬如說今天有一個館社他要做畢卡索的大展，像這樣的事情在臺灣通常都會是獨立事件，可是在法國你就會發現，會突然這兩三個月中，很多的畫廊都在展示他們手邊有的畢卡索，周刊、電影、雜誌也會出現與畢卡索有關的報導。那是一種共同討論的氛圍，你不大感覺的到市場行銷，可是他確實會有很高的行銷效益」，「也就是說從雜誌、空間、電視談話節目等等，這些都會串連起來，透過大量的合作對話來進行行銷。我覺得這件事情在臺灣是比較少見！」
 

而電影是建宏老師在法國主要的研究，「5、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電影變成了呈現文化觀點很重要的管道」，「電影會變成很多不同領域的人，如何找到關於文化、關於社會、關於政治、關於歷史的共通話題的介面」。在擁有非常豐富電影資源的法國，正是從事電影研究的最佳場所。而透過電影可以將不同領域的人、事、物串接在一起，形成共同討論的議題，也正是老師所感興趣的。
 

建宏老師回想自己一路以來的學習到教學，因為現實考量選擇了東海大學化學系，四年的痛苦煎熬、兩年的兵役後，老師決定前往法國修習研究所。「我那時候其實自己也不能夠準確回答要學什麼」，「可是我就跟我爸說，因為我想要找到臺灣的觀點！」「回到臺灣的教學，我在面對這些人的時候，同時面對自己所想像的臺灣，到底可以生產出什麼樣的人，來回應台灣的問題」。
 

 

教學是學習的陪伴者

「我不會覺得我在臺灣要當任何西方哲學家的專家」，「當一個西方哲學家的專家這件事對我來講是非常可疑的事情，因為我們非常少看到臺灣有任何一個哲學家的專家可以去跟西方世界那一個哲學家的專家對話，其實大部分我們成為某一個哲學家的專家之後，就是不斷的複述、不斷活在這個哲學家的世界裡面，然後把這些語言交給學生」。建宏老師留法期間主要學習德勒茲、洪席耶的哲學思想，但回到臺灣的教學上，卻很少將這兩位大師當作課程內容教材，這樣的教學思維來自於老師的企圖，希望找到屬於臺灣的觀點，而要做到這個目標，需要從語言及改變開始。「你常會碰到學生說，老師我的作品做這樣，那我需要念誰的書？其實這是一個滿本末倒置的問題」，「我一直把我自己視為一個陪伴者」，「我的課程幾乎都是跟著我的研究在走，或是跟著我要做的計畫在走，幾乎沒有一個學期是複製同一個課綱，我教學就是我自己在做的研究，我跟學生的關係是陪伴、對話的關係」。老師期許的是，當大家都可以很直接地用自己的語言去談論作品的時候，作品的概念才會更加地清晰。「下一步進入社會的時候，才會有各種談論作品的方式、別人看待自己作品的語言，他才能夠有一個震盪跟對話，慢慢地出現一些大家共同關心的課題到底是什麼，才會匯聚出一些這個社會關心的美學問題」。這樣的教學，不難看出老師對於臺灣藝術教育的企圖與用心！
 

 

跨領域的困境

「其實法國的本位主義更加跋扈」，由於法國的學術系統歷史久遠，發展較為完善，即使整體社會、學術氛圍是開放的、多元的，但是對於本身的專業領域仍舊有其捍衛的強勢作風與領域性，「臺灣的學術相較下沒到那麼的嚴謹，可是臺灣的各個領域切分得非常清楚」。老師接著分析到底在什麼樣的狀態下是跨領域的呢？「其實就是社會！」「不管你的專業是什麼，你到最後面對的就是社會問題」，「其實只要各個領域願意面對社會的現況、社會的未來、去理解社會的過去，其實一定會跨領域、一定可以對話」，「因為我們是根據問題來進行對話」。建宏老師覺得臺灣的社會問題很少能夠進行專業與專業之間的直接對話，對公共空間的想像不夠強烈而且匱乏，而這也延伸另一個老師對於跨領域的觀點─青年世代的能量。
 

「年輕人的能量、熱情，還有他的心理狀態都是渾沌的，他的感官、思想、意識就很自然會帶著他亂竄」，「賀爾蒙過剩、精力過剩、情感混沌、意識模糊，可是這永遠都是這社會最強大的力量」。在法國，所謂的年輕人可能可以從國中一直到壯年，是非常具有能量、公眾意識的，是自主性地走進跨領域的學習與思維中。老師也分享他對臺灣的觀察，發現自318學運後，臺灣社會力量逐漸在擴張與改變，如青平台的活動中，已不乏高中生的參與，這是很好的現象。畢竟沒有一個社會問題是獨立的、屬於單一學系的，當面對社會問題、解決社會問題時，很容易能將不同領域的人群連結在一起。所謂的青年世代應該是對社會、對未來最具憧憬、具有能量而改變些什麼的人吧。
 

老師另外也提到何謂跨領域的思考觀點，interdisciplinary、transdisciplinary兩者的差異，與跨領域真正企圖達到的境地，「interdisciplinary是領域跟領域之間，比較強調媒合的概念，我如何把兩種不同的知識系統，為了做一個計畫，把它媒合在一起」；「transdisciplinary意涵則是，我如何在每個領域裡面都可以跨出去，其實是要用自己原本領域的方法去跨出來」。老師以每年招生考試時，藝術跨域研究所很多來自非美術本科的學生入學，但是大家往往陷入一個迷思是，從原本的系所修讀另一個系所是不是就是跨領域了呢？回應老師前面所提的，老師們欲見的是學生能夠從自己既有所學的專業中，找到一條與藝術、美學同行的方法或型態。
 

跨領域教學面對的另一個困境是制度層面的問題，也是跨領域系所所面臨的困境。跨領域系所內教師的組成、流動等受教育部、組織等諸多規範，教師的組成是不是夠跨領域是第一個面臨的問題，面對教學，不同世代的學生有不同的好奇，系所內的教師成員能否具有足夠的專業性，組織架構能否及時因應不同世代而彈性調整成員結構，又或者當系所具備一定程度的跨領域時，是否又會形成一種不夠專業性？「所以跨領域真正的價值，還有他到底生產出來的東西要如何被看待，其實在台灣的學術環境來講都還是很需要溝通的事情！」
 

 

疫情對藝術教育的衝擊

建宏老師認為疫情對藝術或藝術教育不是只是線上、線下的問題，疫情阻斷了原有的溝通模式，但是跨領域反而在這時間點被往前推展。「其實就是社會問題被凸顯出來，疫情造成全球共感」，「當疫情發生的時候，他事實上是發生在生物層面的事件，而這個事件他最主要直接觸及的就是身體感，還有人的基本情感，因為身體感的改變、關係的改變，人的很多基本情感會被牽引出來，這個全球的共感他會改變社會應該要面對的問題，而要面對的新的問題，其實很少人有已知的答案」，「全球共感對於在文化狀態裡面有所謂的被支配或後殖民的地方來講是一個機會，因為生物性所造成的衝擊他會降低文化本身的重要性。文化促進共識，同時也在促進排他性，這是文化的特質，而生物這件事情可以跨越文化所造成的困境」，「可是藝術到底有什麼不一樣？藝術永遠會回到個體，藝術沒有一開始就是集體的，所以這個個體他必須要先由他自身去建立一個共感的可能，因為他要把各種不同的情感都放到他的意識裡面去連結起來，這個是在專業化之後其他領域人會被切斷的事情」。
 

「對我來講，通過疫情可以去思考的，反而是藝術可以重新去參與這個生態，藝術是有可能在重新回來定位自己，在面對新的社會問題的生成，所以我們會需要新的人際網絡跟建立新的生態關係、觀念，在這個時候藝術必須參與到裡面。」
 

「個體的重建他同時面對到個體有很大的部分要被機器所替換，也就是數位化、電腦化這樣的問題，他其實是一個後人類或非人類的，所以現在是在一個嵌合的過程，這個嵌合的過程，藝術很重要的是他讓這個嵌合過程有機化；如果藝術在這個時候參與不到裡面，那這個東西就會變成是社群媒體界面背後跨國企業來決定，也就是大數據的運算，藝術在這個環節裡面應該是滿重要的事情，跟技術的結合，因為人真的要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新的階段跟技術、跟後人類的關係，其實我覺得藝術的思考會變得很重要」，「可是這個時候藝術也會有新的挑戰，如何去了解數位、電腦等這些技術知識，因為那是一批新的知識，要如何讓自己的思考能夠隨著這些新的工具、或新的介面不斷去更新，因為只有這樣才有可能跨領域，如果這些東西不懂、或沒有跟著學習的時候，其實你就沒有溝通能力，沒有溝通能力的狀態其實不可能做什麼跨領域的教學，他只能做一種意識型態的教學而已，即使他的意識形態是支持跨領域的，可是其實他沒有辦法真的去進入跨領域的教學」。
 

 

圖二、黃建宏教授

 

 

 

藝術教育的想像與願景

「藝術教育他如果是一個基本不變的命題，我覺得一個教育單位、教學單位，他首先要去宣告他對『社會』的認識是什麼」，「一個新生進入到這個校園他應該要感受到什麼、應該要看到什麼，其實這是很重要的事情」，這也回應老師前面所談的，整個社會如何型塑、生產，以什麼樣的方式提供養分。建宏老師分享近年逐漸將選課課程學生數降低，希望每門課能夠維持一定的師生溝通品質，「形成一個生態系」，老師與修課的學生透過課程修業期間，建立起某種關係，「他就會很像一種部落生活的實驗、部落化」，老師將課室當做社會體，在此其中的成員，彼此互相對話、溝通，也是貫徹老師的教學信念，讓學生學習使用自己的語言，將此語言與其他成員對話，學生將不再是誰的代言者，能夠從自己所關注的議題中，展現自己的觀點，進而走入社會，喚醒全民共眾意識，而藝術才會更加豐富。
 

以現在的教育制度與結構，尚還無法完全支持跨領域的教學，在專業化的同時，如何能保持自身的開放性，使領域與領域之間得以對話、合作，實現跨領域的可能，或許正是我們在歷經疫情之後，共同努力的目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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