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报-艺游志

撰文/美术学系博士班 许钧宜

「过去人类的历史根本仍未远离我们，而未来却已突显在眼前了」。    
                                                                         
                                                                          —路易·芒福德（Lewis Mumford）

技术并不在今日才产生各式问题，或者说，一种崭新、超越人类的技术也未必是负面、将对我们造成浩劫之物 ; 技术即因为其初始便与人类相系而成为问题。芒福德之所以那段话语来总结技术与人类之关系—历史仍未远离我们，正是因为「技术」之本质，至今尚未被我们所厘清（并且它没有因此而停摆）。技术的本质总是因为某些思考上的限制而遭到忽视或误解，诸如当人们谈及技术的起源，往往将其等同于史前时代之人类开始制造与使用「工具」（tool）之时刻 ; 而对于技术的未来发展，也总是处在一种末世论的观点下，认为往后的「高科技」将会全面性地宰制人类文明。然而，这些在开始便与某些情状直接等同的思考，皆无法清楚说明技术与人的关系。如同许煜在演说中所呈现的「技术奇点」（technology singularity）图表一般，今日，在由摩尔定律（Moore's law）[1]所换算的曲线上，我们正面临一个斜率逼近垂直（失速）的时刻。也即是说，对于当今技术发展必须将其置入与过去所有技术的关系变化中思考，奇点之迫近并非是凭空出现，而是在技术的加速—或以海德格的话来说，在逼促（challenged forth）更为全面与高效的作用下，技术之本质又再次遭到误解与遮蔽 ; 技术已非是人类进行「人类化」（humanization）过程、在确立自身时所需的必要元素。 

如同我们对「技术」这一广泛概念的思考，往往都摆档于两种极端情绪之间，一方面人们拒斥、恐惧着技术的发展 ; 另一方面，则又迎接着技术并催化其进步。在这矛盾的情境下，我们既成为无法独立脱离技术、又不断抗拒与怀疑着这一证成我们存在之物的存在（being）。然而，之所以会形成如此状态，是因为我们对于技术的思考条件往往陷入很大程度的混淆与误解。在技术不断的进步（以及对其持续的恐惧）之下，思考「技术」的起始条件时常已被限制于这些既定框架之中。这说明了当我们开始思考技术的时候，框架的划定将决定我们能够看见的景象为何。

如同许多人在谈论技术之时，必然会提及其希腊语的字根起源techne (τέχνη)，将其概念之起源作为思考的起始条件。但若非透过极为精准的论述，技术一词的词源往往会因为其模糊性（一种产出、技艺、制作等等）而难以理解 ; 或援引着神话来理解技术与人类存在之关系（但如同许煜所言，这种思考并不具有普同的合法性）; 或引入众多历史例证来推论技术的最终可能为何（如同技术奇点之理论）。然而，此些思考将形塑出一种「理所当然」的刻板印象—其总是受困于普罗米修斯盗火之事件与人工智能之超越的两极之间。如同许煜所言，在技术的爆炸性发展以及对技术的误解之并行下，人们对于技术的思考面临着单一化与贫困化的境地。不过，这也并非是指许煜在以其着作《对中国技术的追问》（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2018）为首所发展的，即是以「中国」的脉络以取代技术原有的意义。他所进行的，首先是一种剔除与区分思考条件的工作，厘清附着于「技术」之上的种种误解，以便更为谨慎地反思今日的技术发展。这也是为何—就该着作名称即可见—回返至海德格的思想对许煜是如此重要。在海德格的着名文章《对技术的追问》（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1954）中，其宣称思考「技术」的必要认知即是「技术并不等同于技术之本质[2]」，换言之，技术之本质并非等同存在于文明的配备、器械与工具。如此的论点，便与一般总是将技术等同于人类之发明物与可供人使用之工具等印象分离 。如果我们过于轻易的把技术联想成用于辅助人类活动之工具方法，便会产生「我们得以控制它」之预想，但是这一符应于因果关系的操作，在今日几乎已不再可能。这正是海德格最为担忧现代技术发展之所在，也就是在一种全面性的集置（Gestell）下，人与技术的关系早已逆转，所有事物—连同人类在内都将化为可被利用、随时替换的「持存物」（standing-reserve）。

于是，在海德格的观点下，我们真正必须询问的则是：「什么是工具本身？」（What is instrumental itself ?），而非直接将工具性等同为技术性（technicity）。如果我们仍旧把技术的掌握视作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物种之关键，那么技术的本质将继续隐蔽着自身。简而言之，不再将技术视为人类活动之附属产物，即是（再）思考技术的首要功课。再者，是技术的实质发展与思维之关系。在演讲中许煜强调，在中文语境上我们往往将「technology」一词译为「科技」，是把科学与技术视为一体两面的等同物。但实际则不然，许煜在其着作《对中国技术之追问》里就透过语言上的差异来指出此一区分：
  
通常「technics」与「technology」在中文里被译为「技术」与「科技」。前者意谓着「技法」或「技能」;  后者则是含有两种特征，「科」意味着「科学」以及「技」代表着「技术」或「应用科学」。问题并不在于这些翻译是否适当地给予西方词汇里所有之意涵（我们可注意到这些翻译是新近的用语），而是其是否创造出西方技术在中国传统里具有同等价值之幻觉[3]。
 
这段论述绝非是字面与翻译上的批判、也非以中国传统观念去取代西方之定义，而是借由另一种思维系统去解构技术、以另类的方式切进技术之本质。透过两种语言的转换，便可发现双方在观点上的不同。在此，借由「科」与「技」的分离，我们能够发现技术这一概念拥有一体两面之特质—即物质与形上学之层面，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是被忽略的。许煜更近一步的指出，在康德之后，西方的思维明确保持着「本质的」（noumenal）与「现象的」(phenomenal)之区分，此般结构直接影响了现代物理学与技术之发展 ; 而中国以儒家为首的思想，则着重于对「本体的」概括式化约，主/客体的融合（天人合一），这或许导致了现代技术率先为西方所发明与定义的情况出现。由此可见，许煜所多方进行的正是种思维的工程，他不断将原先附着于技术的其他概念分离、撑出其间的距离，进而去制造之间的思想运动。这种概念之分离的另一必要在于，因为在西方的脉络下，现代科学无疑是启蒙时代下之产物，它意味着一种思维的重大改变—即抽象思想的实际「应用」。换言之，技术并非自古以来即单纯地演化至今日，并且更不可能是工具的演化史，其中必然牵涉思考的转变与使用。
 
对许煜而言，其所试图发展的「宇宙技术」（cosmostechnique），并不是为了与西方的技术哲学抗衡、以另一文化观去取代固有的看法。并且「宇宙技术」既不代表一种未来、先进的技术观（尽管其字面容易令人产生误会），也非是一种对于远古认识论的回返，宇宙技术意味着另一种能以看见西方技术论所持续忽略之处的观点。许煜理论中所提及的东方元素，是为了创造出思想的差异与多样性。例如中国神话里的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传说，将赋予一种全然不同于普罗米修斯盗火之意义。其展示着中国技术的神话起源是多元、相互，且是人本身所拥有的[4]，换言之，中国神话的技术观所呈现的是一种多重的紧密关系，其将一同牵涉到伦理、艺术、宗教等面向。同时，许煜也借由法国哲学家西蒙栋 （Gilbert Simondon）借由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的「图形 — 背景」（figure-ground）之论点指出，在早先的人类文明里，技术与宗教本身是彼此互动与融合的关系，它们各自却又共同地建构着道德、教条以及科学、技术等面向。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技术与宗教逐渐被视为彼此相对的，并且在技术的独大发展之下，进一步造成了图形—背景之分离与颠倒。于是，许煜也再次强调宇宙技术的观念，其是能以跳脱技术—自然之对立，并且此种技术观不会将自然视作得以利用与计算之对象。从西蒙栋的理论为出发点，许煜指出了我们长久对于技术的忽视、以及思考的盲点。透过宇宙技术的发展与论述，一方面能够从另类的视角进行关注 ; 令一方面或许又能重新调和技术、世界与人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