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報-藝游誌

撰文/美術學系博士班 許鈞宜

「過去人類的歷史根本仍未遠離我們，而未來卻已突顯在眼前了」。    
                                                                         
                                                                          —路易·芒福德（Lewis Mumford）

技術並不在今日才產生各式問題，或者說，一種嶄新、超越人類的技術也未必是負面、將對我們造成浩劫之物 ; 技術即因為其初始便與人類相繫而成為問題。芒福德之所以那段話語來總結技術與人類之關係—歷史仍未遠離我們，正是因為「技術」之本質，至今尚未被我們所釐清（並且它沒有因此而停擺）。技術的本質總是因為某些思考上的限制而遭到忽視或誤解，諸如當人們談及技術的起源，往往將其等同於史前時代之人類開始製造與使用「工具」（tool）之時刻 ; 而對於技術的未來發展，也總是處在一種末世論的觀點下，認為往後的「高科技」將會全面性地宰制人類文明。然而，這些在開始便與某些情狀直接等同的思考，皆無法清楚說明技術與人的關係。如同許煜在演說中所呈現的「技術奇點」（technology singularity）圖表一般，今日，在由摩爾定律（Moore's law）[1]所換算的曲線上，我們正面臨一個斜率逼近垂直（失速）的時刻。也即是說，對於當今技術發展必須將其置入與過去所有技術的關係變化中思考，奇點之迫近並非是憑空出現，而是在技術的加速—或以海德格的話來說，在逼促（challenged forth）更為全面與高效的作用下，技術之本質又再次遭到誤解與遮蔽 ; 技術已非是人類進行「人類化」（humanization）過程、在確立自身時所需的必要元素。 

如同我們對「技術」這一廣泛概念的思考，往往都擺檔於兩種極端情緒之間，一方面人們拒斥、恐懼著技術的發展 ; 另一方面，則又迎接著技術並催化其進步。在這矛盾的情境下，我們既成為無法獨立脫離技術、又不斷抗拒與懷疑著這一證成我們存在之物的存在（being）。然而，之所以會形成如此狀態，是因為我們對於技術的思考條件往往陷入很大程度的混淆與誤解。在技術不斷的進步（以及對其持續的恐懼）之下，思考「技術」的起始條件時常已被限制於這些既定框架之中。這說明了當我們開始思考技術的時候，框架的劃定將決定我們能夠看見的景象為何。

如同許多人在談論技術之時，必然會提及其希臘語的字根起源techne (τέχνη)，將其概念之起源作為思考的起始條件。但若非透過極為精準的論述，技術一詞的詞源往往會因為其模糊性（一種產出、技藝、製作等等）而難以理解 ; 或援引著神話來理解技術與人類存在之關係（但如同許煜所言，這種思考並不具有普同的合法性）; 或引入眾多歷史例證來推論技術的最終可能為何（如同技術奇點之理論）。然而，此些思考將形塑出一種「理所當然」的刻板印象—其總是受困於普羅米修斯盜火之事件與人工智慧之超越的兩極之間。如同許煜所言，在技術的爆炸性發展以及對技術的誤解之併行下，人們對於技術的思考面臨著單一化與貧困化的境地。不過，這也並非是指許煜在以其著作《對中國技術的追問》（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2018）為首所發展的，即是以「中國」的脈絡以取代技術原有的意義。他所進行的，首先是一種剔除與區分思考條件的工作，釐清附著於「技術」之上的種種誤解，以便更為謹慎地反思今日的技術發展。這也是為何—就該著作名稱即可見—回返至海德格的思想對許煜是如此重要。在海德格的著名文章《對技術的追問》（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1954）中，其宣稱思考「技術」的必要認知即是「技術並不等同於技術之本質[2]」，換言之，技術之本質並非等同存在於文明的配備、器械與工具。如此的論點，便與一般總是將技術等同於人類之發明物與可供人使用之工具等印象分離 。如果我們過於輕易的把技術聯想成用於輔助人類活動之工具方法，便會產生「我們得以控制它」之預想，但是這一符應於因果關係的操作，在今日幾乎已不再可能。這正是海德格最為擔憂現代技術發展之所在，也就是在一種全面性的集置（Gestell）下，人與技術的關係早已逆轉，所有事物—連同人類在內都將化為可被利用、隨時替換的「持存物」（standing-reserve）。

於是，在海德格的觀點下，我們真正必須詢問的則是：「什麼是工具本身？」（What is instrumental itself ?），而非直接將工具性等同為技術性（technicity）。如果我們仍舊把技術的掌握視作人類之所以不同於其他物種之關鍵，那麼技術的本質將繼續隱蔽著自身。簡而言之，不再將技術視為人類活動之附屬產物，即是（再）思考技術的首要功課。再者，是技術的實質發展與思維之關係。在演講中許煜強調，在中文語境上我們往往將「technology」一詞譯為「科技」，是把科學與技術視為一體兩面的等同物。但實際則不然，許煜在其著作《對中國技術之追問》裡就透過語言上的差異來指出此一區分：
  
通常「technics」與「technology」在中文裡被譯為「技術」與「科技」。前者意謂著「技法」或「技能」;  後者則是含有兩種特徵，「科」意味著「科學」以及「技」代表著「技術」或「應用科學」。問題並不在於這些翻譯是否適當地給予西方詞彙裡所有之意涵（我們可注意到這些翻譯是新近的用語），而是其是否創造出西方技術在中國傳統裡具有同等價值之幻覺[3]。
 
這段論述絕非是字面與翻譯上的批判、也非以中國傳統觀念去取代西方之定義，而是藉由另一種思維系統去解構技術、以另類的方式切進技術之本質。透過兩種語言的轉換，便可發現雙方在觀點上的不同。在此，藉由「科」與「技」的分離，我們能夠發現技術這一概念擁有一體兩面之特質—即物質與形上學之層面，但兩者之間的關係卻是被忽略的。許煜更近一步的指出，在康德之後，西方的思維明確保持著「本質的」（noumenal）與「現象的」(phenomenal)之區分，此般結構直接影響了現代物理學與技術之發展 ; 而中國以儒家為首的思想，則著重於對「本體的」概括式化約，主/客體的融合（天人合一），這或許導致了現代技術率先為西方所發明與定義的情況出現。由此可見，許煜所多方進行的正是種思維的工程，他不斷將原先附著於技術的其他概念分離、撐出其間的距離，進而去製造之間的思想運動。這種概念之分離的另一必要在於，因為在西方的脈絡下，現代科學無疑是啟蒙時代下之產物，它意味著一種思維的重大改變—即抽象思想的實際「應用」。換言之，技術並非自古以來即單純地演化至今日，並且更不可能是工具的演化史，其中必然牽涉思考的轉變與使用。
 
對許煜而言，其所試圖發展的「宇宙技術」（cosmostechnique），並不是為了與西方的技術哲學抗衡、以另一文化觀去取代固有的看法。並且「宇宙技術」既不代表一種未來、先進的技術觀（儘管其字面容易令人產生誤會），也非是一種對於遠古認識論的回返，宇宙技術意味著另一種能以看見西方技術論所持續忽略之處的觀點。許煜理論中所提及的東方元素，是為了創造出思想的差異與多樣性。例如中國神話裡的女媧補天、大禹治水等傳說，將賦予一種全然不同於普羅米修斯盜火之意義。其展示著中國技術的神話起源是多元、相互，且是人本身所擁有的[4]，換言之，中國神話的技術觀所呈現的是一種多重的緊密關係，其將一同牽涉到倫理、藝術、宗教等面向。同時，許煜也藉由法國哲學家西蒙棟 （Gilbert Simondon）借由格式塔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的「圖形 — 背景」（figure-ground）之論點指出，在早先的人類文明裡，技術與宗教本身是彼此互動與融合的關係，它們各自卻又共同地建構著道德、教條以及科學、技術等面向。然而，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技術與宗教逐漸被視為彼此相對的，並且在技術的獨大發展之下，進一步造成了圖形—背景之分離與顛倒。於是，許煜也再次強調宇宙技術的觀念，其是能以跳脫技術—自然之對立，並且此種技術觀不會將自然視作得以利用與計算之對象。從西蒙棟的理論為出發點，許煜指出了我們長久對於技術的忽視、以及思考的盲點。透過宇宙技術的發展與論述，一方面能夠從另類的視角進行關注 ; 令一方面或許又能重新調和技術、世界與人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