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有什么好小说的？〉

教学工坊
2020-01-10
撰文／文学跨域创作研究所　张玉伶


小说与政治的直球对决
北艺大文学所打开讲座第四场，邀请作家胡淑雯及校长陈恺璜对谈，引言人为北艺大艺跨所教授杨凯麟。

杨凯麟追忆约莫一九九零年代，对他们那一代的大学生而言，甫解严后的世界是崭新及有趣的，有许多新事物等待去挖掘，他在大学时期认识了作家胡淑雯。 

「胡淑雯一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便是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当时我还很迷惘，不确定自己未来要从事什么职业，而她却是非常笃定地告诉我，她想成为一名小说家。」

「我觉得至少我们那时候，我认识的人当中，我们似乎都有一个理想，是想要成为某种职人。在这么多年以来，每次重新看到胡淑雯写的小说，我总是再一次地验证到底小说家作为一种志业到底是什么？」，杨凯麟如此说道，话语再转至当今局势，提及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香港近况，稍微语重心长地说着：「这些事件在这几个月，几乎盘据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似乎一切都非常泛政治，但是在面对政治的时候，做为书写者该做什么？我想这是作为一个职人的回复。」

与谈人陈恺璜也提及社会境况：「这几年的过程中让我非常体认到一切事情，就是当代艺术中除了政治性之外，不会有其他的。当然，政治或政治性，所谈的范围可能非常广泛。而所有我们能够理解的权力关系或知识系统，当代艺术是无法与之脱离的。」

此次讲座题目由胡淑雯拟定，一种近乎直球对决式的揭露──政治有什么好小说的？在面对政治的时候，文学家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胡淑雯的小说作品基本上为一种概念性小说，她不断地在自身作品中思索两个问题：恶是什么？纯真是什么？

再更加深入探讨胡淑雯作品核心。关乎「恶是什么？」的命题，实际上回应了一个成年人非常世故的慾望，而「纯真是什么？」则是应对着少女式的纯真。在胡淑雯的小说中仿似将两者化为硬币一般的一体两面──少女越是纯真，而成人越是奸邪狡猾，反之亦然。

若是深究胡淑雯的小说，里头所展现的邪恶，都不属于重罪，而是非常幽微、细小的恶，这些细微的恶甚至相当日常地根植于每个人身上，它可能发芽、缓缓茁壮。


从失语和逃逸展开的写作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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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讲者胡淑雯：「我个人认为在现实中失语的感受，确实会让人想要寻求他方。这不是不负责任的逃逸，
甚至是精神上的旅行，而这一种旅行，它的极致可能就是书写与创作。」
 

胡淑雯并不擅于在演讲时讲述自己的作品，而是采取侧面敲击，她说道，自己会讲述她阅读的其他作品，借由这些作品拼凑、理解她所要深谈的母题。首先讲述她为什么写作？并不是因为她有许多话想说，恰恰相反，是因为她有许多感觉说不出来。

「是那种失语的感受，让人觉得：我好像得去寻找别的话语，而借由阅读或是写作小说的过程中，彷彿可以离开现在这一个充满物质性、吵杂的时间。」

她接着说道：「我个人认为在现实中失语的感受，确实会让人想要寻求他方。而寻求他方，是一种逃逸吗？我得强调，这一种逃逸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一种不负责任的逃逸，逃逸甚至是精神上的旅行，而这一种旅行，它的极致可能就是书写与创作。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阅读或是观察得到这样的体验。」

「而现在我要开始讲的事情，是发生在一九五零年一月，对台湾历史有点敏锐度的人会知道，这时候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几年，并且是台湾气氛最为紧张的年代，是白色恐怖时期刚开始的时候。」她的演讲具有沉着魅力，典型的说故事者，熟稔的技巧能够引导听众进入讲题核心。此次谈论事件文本，是作家陶晶孙〈淡水河心中〉，改编自淡水河十三号水门命案。


文学重建政治氛围：〈淡水河心中〉、〈波兹坦科长〉、〈月印〉
「在当时新闻中，会去描述女性尸体容貌，甚至是描写女尸的乳头多大，并且以相当不科学方式揣测尸体颜色，她疑似有或没有性经验？」淡水十三号水门命案，发现女尸后查明其身分，是名年轻的少女，她留下的遗书讯息透露出少女是因为感情因素自杀。少女在报社工作时，认识一名外省籍男子张白帆，双方相恋但遭受亲属阻挠，致使少女自杀。

根据张白帆的说法：他与少女在报社相爱，提亲后因为女方家属认为其为外省人而阻止两人在一起，而他为了断绝此段感情，另娶一位从北平到台湾的女子，在案发时，与张白帆结缡的女子已经怀孕，少女因无法承受打击，而为他殉情。

「由张白帆的说法中，我们可以理解当时台湾社会已经有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张力，并且这是一个看似相当典型本省女孩爱上外省男性的爱情故事，于是，整个故事在台湾社会宣传开来。」

「而且，这名少女的遗书成为一种政治文件刊登在中央日报上面。」胡淑雯接着给听众展示少女遗书中的文字：「我怨恨我的家庭为什么要那样仇视外省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前生前世是不是受了外省人怎样的欺侮。（略）你教我说国语、学国文，教我怎样做人、怎样做朋友、怎样孝顺父母、怎样爱祖国、怎样努力读书，你告诉我许多我从没有知道的事情，使我觉得人生是怎样有意义，使我得你是一个伟大的人，很值得我来敬爱你。」

这则遗书被放大阅读，在当时社会中，包括中央日报以及台大校长傅斯年等教育菁英人士都曾表扬过少女的行为，由此可见，此遗书通满着权力的教化意义。此外，事件发生后，少女的家属怀疑少女是被杀害，并非自杀，原因是遗书中充满许多疑点，包括写错家人名字。

一九五一年，作家陶晶孙的小说〈淡水河心中〉以此事件作为母体，因为此案在教育界、报业被讲述、传播的方式具有政治目的，而其是为了教化当时台湾社会，因此强化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爱情故事情节，并且讚扬少女之死。陶晶孙捕捉到此状况，通过虚构小说形式，试图回应政治权力使用这个案件所建构起来的教化虚构。

为什么陶晶孙能够拥有特殊观点，并且捕捉到当时官方单位的教化意图？

原因是他的背景特殊。外省籍，九岁后到日本留学，直至三十二岁后才回到中国，在中国学术单位工作，之后到台湾大学从事教育接收工作。此背景，使得他理解中国渡海来台的外省菁英心态，同时，他具有高度日文程度。在此社会案件发生的时间点，台湾才从日本殖民脱离不到几年，台湾社会尚是日语文化圈──阅读语言为日语，交谈语言也以日语（参杂台语）为主。因此高度的日文程度使他能听闻、触碰到当时台湾人的心声。

小说〈淡水河心中〉另外也显现出，语言、国族、性别、政治权力的阶级现象，反映出五零年代台湾社会少女们憧憬从祖国来台湾的男性──体面、国语说得好、教育程度高，这揭露了上对下的权力关系。胡淑雯又举吴浊流〈波兹坦科长〉为例，故事主述一名台湾女子玉兰，被中国来的汉奸范汉智的外表所愚而结婚，影射出当时台湾社会立场。

然而，十三号水门案的真相为：张白帆协助少女自杀。张白帆原先在中国厦门犯案，之后逃到台湾改名、换身份，重新建立形象，在台湾生活。〈波兹坦科长〉完成时间在一九四八年，十三号水门命案发生在一九五零年代，可见吴浊流具有非常敏锐的社会观察能力，几乎可以说是预告了淡水十三号水门案的发生。

这些男性能够在台湾重新转换形象，并且看似比较高级，是因为他们皆携带着「二战后战胜国、祖国、中文」几点的优势来台。以上事件，不断地被社会所谈论，但是无法从官方的诠释中获得真实、完整的答案，因为掌握权力者会试图掩盖事件原貌。

最后，胡淑雯列举郭松棻的小说〈月印〉，文本叙事一名年轻夫妻，女主角文惠在战前与男主角铁敏相恋，并且照顾孱弱的铁敏直至他能够自立，而铁敏在战后白色恐怖时期参与读书会，引起文惠的猜忌与怀疑，她无知地举发自己的丈夫致使被判决死刑。

「〈月印〉中描写女主角文惠所犯的人间之罪，是都拿它没有办法的。某种程度，它能够回应此次讲题，也就是在我的写作中，非常关心的、微小的人性之罪。」


政治与小说的高度相互依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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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北艺大陈恺璜校长：「年轻世代没有经历过白色恐怖的语境，而对我来说，我从小就在这个语境中长大，
那是一个只能有耳朵，不能有嘴巴的时间，也可以说是一种苟活的历程，这件事情对我和对你们来讲，会很不一样。」
 

胡淑雯的举例当中可以看见小说的高度政治性，特别是在台湾高压威权治理的戒严时期，文学家透过小说体裁，将不可诉说的真实事件以文学语言包裹起来，并且呈现给社会大众。在问答中，有学生提及自己对于白色恐怖历史缺乏感知，陈恺璜回应道：「对这世代的年轻人来说，白色恐怖只是历史事件吗？它是否有能够越过历史？甚至是否能有更理解的深度，也就是说，这个现实感到底是什么？能否去回应某个空间或时间特性，这是我很想从年轻世代中去看到的。年轻世代没有经历过白色恐怖的语境，而对我来说，我从小就在这个语境中长大，那是一个只能有耳朵，不能有嘴巴的时间，也可以说是一种苟活的历程，这件事情对我和对你们来讲，会很不一样。」

解严后与解严前出生的世代，历经两种不一样的世界，前者拥有无限话语能够陈述，不会冒着任何风险；后者是只能张开耳朵，闭上双口，心里可能存在着警总，有许多禁忌。

小说足以反映那些年轻世代不曾经历的时代中的空间与时间，也意味着作为文学家或者艺术家，要能够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封闭的政治境况当中找到突破口，并且采取策略捕捉那个时代的特殊性。

是故，当人们质疑，小说是否能够政治？或者政治有什么好小说的？早已有多数文学家将小说推演到极致，使得现代人能借由阅读，重新安排自己的感知，体验另一个时间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