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有什麼好小說的？〉

教學工坊
2020-01-10
撰文／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　張玉伶


小說與政治的直球對決
北藝大文學所打開講座第四場，邀請作家胡淑雯及校長陳愷璜對談，引言人為北藝大藝跨所教授楊凱麟。

楊凱麟追憶約莫一九九零年代，對他們那一代的大學生而言，甫解嚴後的世界是嶄新及有趣的，有許多新事物等待去挖掘，他在大學時期認識了作家胡淑雯。 

「胡淑雯一直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便是在我們剛認識的時候。當時我還很迷惘，不確定自己未來要從事什麼職業，而她卻是非常篤定地告訴我，她想成為一名小說家。」

「我覺得至少我們那時候，我認識的人當中，我們似乎都有一個理想，是想要成為某種職人。在這麼多年以來，每次重新看到胡淑雯寫的小說，我總是再一次地驗證到底小說家作為一種志業到底是什麼？」，楊凱麟如此說道，話語再轉至當今局勢，提及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香港近況，稍微語重心長地說著：「這些事件在這幾個月，幾乎盤據我們每個人的心裡，似乎一切都非常泛政治，但是在面對政治的時候，做為書寫者該做什麼？我想這是作為一個職人的回覆。」

與談人陳愷璜也提及社會境況：「這幾年的過程中讓我非常體認到一切事情，就是當代藝術中除了政治性之外，不會有其他的。當然，政治或政治性，所談的範圍可能非常廣泛。而所有我們能夠理解的權力關係或知識系統，當代藝術是無法與之脫離的。」

此次講座題目由胡淑雯擬定，一種近乎直球對決式的揭露──政治有什麼好小說的？在面對政治的時候，文學家應該做什麼？能夠做什麼？胡淑雯的小說作品基本上為一種概念性小說，她不斷地在自身作品中思索兩個問題：惡是什麼？純真是什麼？

再更加深入探討胡淑雯作品核心。關乎「惡是什麼？」的命題，實際上回應了一個成年人非常世故的慾望，而「純真是什麼？」則是應對著少女式的純真。在胡淑雯的小說中仿似將兩者化為硬幣一般的一體兩面──少女越是純真，而成人越是奸邪狡猾，反之亦然。

若是深究胡淑雯的小說，裏頭所展現的邪惡，都不屬於重罪，而是非常幽微、細小的惡，這些細微的惡甚至相當日常地根植於每個人身上，它可能發芽、緩緩茁壯。


從失語和逃逸展開的寫作濫觴
This is an image
圖一　講者胡淑雯：「我個人認為在現實中失語的感受，確實會讓人想要尋求他方。這不是不負責任的逃逸，
甚至是精神上的旅行，而這一種旅行，它的極致可能就是書寫與創作。」
 

胡淑雯並不擅於在演講時講述自己的作品，而是採取側面敲擊，她說道，自己會講述她閱讀的其他作品，藉由這些作品拼湊、理解她所要深談的母題。首先講述她為什麼寫作？並不是因為她有許多話想說，恰恰相反，是因為她有許多感覺說不出來。

「是那種失語的感受，讓人覺得：我好像得去尋找別的話語，而藉由閱讀或是寫作小說的過程中，彷彿可以離開現在這一個充滿物質性、吵雜的時間。」

她接著說道：「我個人認為在現實中失語的感受，確實會讓人想要尋求他方。而尋求他方，是一種逃逸嗎？我得強調，這一種逃逸並不是我們所理解的那一種不負責任的逃逸，逃逸甚至是精神上的旅行，而這一種旅行，它的極致可能就是書寫與創作。當然，我們也可以透過閱讀或是觀察得到這樣的體驗。」

「而現在我要開始講的事情，是發生在一九五零年一月，對臺灣歷史有點敏銳度的人會知道，這時候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幾年，並且是臺灣氣氛最為緊張的年代，是白色恐怖時期剛開始的時候。」她的演講具有沉著魅力，典型的說故事者，熟稔的技巧能夠引導聽眾進入講題核心。此次談論事件文本，是作家陶晶孫〈淡水河心中〉，改編自淡水河十三號水門命案。


文學重建政治氛圍：〈淡水河心中〉、〈波茲坦科長〉、〈月印〉
「在當時新聞中，會去描述女性屍體容貌，甚至是描寫女屍的乳頭多大，並且以相當不科學方式揣測屍體顏色，她疑似有或沒有性經驗？」淡水十三號水門命案，發現女屍後查明其身分，是名年輕的少女，她留下的遺書訊息透露出少女是因為感情因素自殺。少女在報社工作時，認識一名外省籍男子張白帆，雙方相戀但遭受親屬阻撓，致使少女自殺。

根據張白帆的說法：他與少女在報社相愛，提親後因為女方家屬認為其為外省人而阻止兩人在一起，而他為了斷絕此段感情，另娶一位從北平到臺灣的女子，在案發時，與張白帆結縭的女子已經懷孕，少女因無法承受打擊，而為他殉情。

「由張白帆的說法中，我們可以理解當時臺灣社會已經有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矛盾張力，並且這是一個看似相當典型本省女孩愛上外省男性的愛情故事，於是，整個故事在臺灣社會宣傳開來。」

「而且，這名少女的遺書成為一種政治文件刊登在中央日報上面。」胡淑雯接著給聽眾展示少女遺書中的文字：「我怨恨我的家庭為什麼要那樣仇視外省人，我不知道他們的前生前世是不是受了外省人怎樣的欺侮。（略）你教我說國語、學國文，教我怎樣做人、怎樣做朋友、怎樣孝順父母、怎樣愛祖國、怎樣努力讀書，你告訴我許多我從沒有知道的事情，使我覺得人生是怎樣有意義，使我得你是一個偉大的人，很值得我來敬愛你。」

這則遺書被放大閱讀，在當時社會中，包括中央日報以及台大校長傅斯年等教育菁英人士都曾表揚過少女的行為，由此可見，此遺書通滿著權力的教化意義。此外，事件發生後，少女的家屬懷疑少女是被殺害，並非自殺，原因是遺書中充滿許多疑點，包括寫錯家人名字。

一九五一年，作家陶晶孫的小說〈淡水河心中〉以此事件作為母體，因為此案在教育界、報業被講述、傳播的方式具有政治目的，而其是為了教化當時臺灣社會，因此強化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愛情故事情節，並且讚揚少女之死。陶晶孫捕捉到此狀況，通過虛構小說形式，試圖回應政治權力使用這個案件所建構起來的教化虛構。

為什麼陶晶孫能夠擁有特殊觀點，並且捕捉到當時官方單位的教化意圖？

原因是他的背景特殊。外省籍，九歲後到日本留學，直至三十二歲後才回到中國，在中國學術單位工作，之後到臺灣大學從事教育接收工作。此背景，使得他理解中國渡海來台的外省菁英心態，同時，他具有高度日文程度。在此社會案件發生的時間點，臺灣才從日本殖民脫離不到幾年，臺灣社會尚是日語文化圈──閱讀語言為日語，交談語言也以日語（參雜台語）為主。因此高度的日文程度使他能聽聞、觸碰到當時臺灣人的心聲。

小說〈淡水河心中〉另外也顯現出，語言、國族、性別、政治權力的階級現象，反映出五零年代臺灣社會少女們憧憬從祖國來臺灣的男性──體面、國語說得好、教育程度高，這揭露了上對下的權力關係。胡淑雯又舉吳濁流〈波茲坦科長〉為例，故事主述一名臺灣女子玉蘭，被中國來的漢奸范漢智的外表所愚而結婚，影射出當時臺灣社會立場。

然而，十三號水門案的真相為：張白帆協助少女自殺。張白帆原先在中國廈門犯案，之後逃到臺灣改名、換身份，重新建立形象，在臺灣生活。〈波茲坦科長〉完成時間在一九四八年，十三號水門命案發生在一九五零年代，可見吳濁流具有非常敏銳的社會觀察能力，幾乎可以說是預告了淡水十三號水門案的發生。

這些男性能夠在臺灣重新轉換形象，並且看似比較高級，是因為他們皆攜帶著「二戰後戰勝國、祖國、中文」幾點的優勢來台。以上事件，不斷地被社會所談論，但是無法從官方的詮釋中獲得真實、完整的答案，因為掌握權力者會試圖掩蓋事件原貌。

最後，胡淑雯列舉郭松棻的小說〈月印〉，文本敘事一名年輕夫妻，女主角文惠在戰前與男主角鐵敏相戀，並且照顧孱弱的鐵敏直至他能夠自立，而鐵敏在戰後白色恐怖時期參與讀書會，引起文惠的猜忌與懷疑，她無知地舉發自己的丈夫致使被判決死刑。

「〈月印〉中描寫女主角文惠所犯的人間之罪，是都拿它沒有辦法的。某種程度，它能夠回應此次講題，也就是在我的寫作中，非常關心的、微小的人性之罪。」


政治與小說的高度相互依存性
This is an image
圖二　北藝大陳愷璜校長：「年輕世代沒有經歷過白色恐怖的語境，而對我來說，我從小就在這個語境中長大，
那是一個只能有耳朵，不能有嘴巴的時間，也可以說是一種苟活的歷程，這件事情對我和對你們來講，會很不一樣。」
 

胡淑雯的舉例當中可以看見小說的高度政治性，特別是在臺灣高壓威權治理的戒嚴時期，文學家透過小說體裁，將不可訴說的真實事件以文學語言包裹起來，並且呈現給社會大眾。在問答中，有學生提及自己對於白色恐怖歷史缺乏感知，陳愷璜回應道：「對這世代的年輕人來說，白色恐怖只是歷史事件嗎？它是否有能夠越過歷史？甚至是否能有更理解的深度，也就是說，這個現實感到底是什麼？能否去回應某個空間或時間特性，這是我很想從年輕世代中去看到的。年輕世代沒有經歷過白色恐怖的語境，而對我來說，我從小就在這個語境中長大，那是一個只能有耳朵，不能有嘴巴的時間，也可以說是一種苟活的歷程，這件事情對我和對你們來講，會很不一樣。」

解嚴後與解嚴前出生的世代，歷經兩種不一樣的世界，前者擁有無限話語能夠陳述，不會冒著任何風險；後者是只能張開耳朵，閉上雙口，心裡可能存在著警總，有許多禁忌。

小說足以反映那些年輕世代不曾經歷的時代中的空間與時間，也意味著作為文學家或者藝術家，要能夠在一個混亂的時代、封閉的政治境況當中找到突破口，並且採取策略捕捉那個時代的特殊性。

是故，當人們質疑，小說是否能夠政治？或者政治有什麼好小說的？早已有多數文學家將小說推演到極致，使得現代人能藉由閱讀，重新安排自己的感知，體驗另一個時間與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