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報-藝游誌從歷史探小說──牡丹社事件始末
教學工坊
2020-05-10
撰文／文學跨領域研究所 張玉伶
命運多舛：十九世紀後的臺灣
歷史與文學講座初登場，邀請到台灣史學者戴寶村教授，講者針對牡丹社事件做出具有系統性的演講，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再至日本帝國時期、分析東亞情勢，最後以文學視角探看歷史事件中具有小說性的部分，提供給本次講座中的創作者一些素材及靈感。
講者首先說明牡丹社事件難以訪調的困難性在於時間久遠，因此，於當代探討牡丹社事件，會以牡丹社事件的後代，諸如華阿財、高加馨等人的敘述為切入點。牡丹社事件本身相當複雜，它牽涉到國家間的力量抗衡，以及不同族群的衝突。講者點出一個重要的時間點──1860年，在此之前，台灣史以漢人與台灣島民的互動為主，但是在1860年起了重大的變化。
天津、北京條約先後的締結，使得台灣更加開放，進出口貿易往來，台灣正式與國際接軌，此為商業貿易的轉變，同時，世界各國會來到台灣，亦可能產生許多問題，例如發生船難，災難的發生關乎各國間的交涉，此會進一步引發歷史的多樣性──探險家、商人、西方宗教，紛紛加入台灣，台灣自然也面對到社會文化、族群的問題。講者條列出清朝統治末期四十年間台灣所發生的大事件，其中包括：羅發號船難事件、戴潮春反清、樟腦戰爭、牡丹社事件、西仔反──法軍攻台，而清朝治理台灣時期正式終結於馬關條約。
在羅發號船難事件中，使得美國駐廈門領事官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來台灣交涉，這場交涉刺激到清朝帝國到台灣的統治方向，在此之前，台灣曾發生過規模最大的民變──戴潮春事件。在民變以及羅發號事件中，可見此時的台灣局勢已經非常動盪不安，不僅有外部的力量進入台灣，亦有內部的力量抵抗政府。
茶、糖、樟腦為清朝三大出口品，由於商業貿易的需求，樟樹被濫伐，而樟樹植於山區居多，資源的奪取，間接使得原住民與漢人的衝突增加，清朝政府面對此情況且為了鞏固利益，將樟樹定為政府專賣。然而，彼時以自由市場導向為主，英國商人必麒麟在台大量收購樟腦時被扣押，心生不滿，因此產生了英國與清廷的罅隙，此即是樟腦戰爭。
西方國家來台除了航運，亦開拓商業市場，此外，他們更是發現船難後的複雜性以及台灣小島族群的多樣性，對台灣虎視眈眈的不只有西方國家，日本也加入其中，日本的第一次南進選定台灣島，他們採取的策略並不是先針對台灣，而是看中琉球王國，以八瑤灣事件殺害琉球人為由，再出兵攻打台灣南部原住民，二十餘年後以馬關條約取得台灣。
牡丹社事件結束後十年，法國在東亞有殖民地，其勢力範圍又擴及廣西，法國軍隊為了取得煤礦的資源攻佔了基隆，此為著名的西仔反事件，當今的淡水古蹟博物館的歷史再造現場，即是以此事件為基礎。上述數個事件的舉例，意味著不能只認為牡丹社事件為單一案件，必須將其放在晚清歷史中的台灣境況做檢視。
而清廷在八瑤灣事件上，對日採取切割的態度，對於清朝而言，其管轄範圍為台灣西部，東部被其界定為化外之民，也致使日本帝國有了佔領台灣部分地區的企圖。當清廷為了賺取更大量的經濟利益，而採取「開山撫番」的政策，政令的轉變成為族群衝突的導火線之一。
帝國誕生：日本帝國的野心
日本十七世紀的文獻裡，台灣被稱作高砂國（タカサゴ），當中帶有一種對南方的興趣，原因在於日本想要研究日本文化的源頭，而日本文化與黑潮具有相當程度的密切關係，此即是「日本人南來說」。當代日本人熱中於黑潮的研究，最近的案例即是「跨越黑潮－復現三萬年前的航海」計畫。從日本明治維新到日治時期，日本國對於南方的熱潮未減。
明治維新為日本全面的現代化改革，並對外擴張，日本當時在東亞面臨到清帝國以及朝鮮的勢力，因此力圖擴張版圖，目標為琉球和台灣。琉球在1609年曾經去薩摩藩朝貢，作為小國的琉球，他分別對清帝國及薩摩藩朝貢，此方式為小國的立國之道，日本抓準這一點作為理由之一出兵琉球，從1609年開始，直至1879年併吞了琉球王國。日本帝國也對併吞朝鮮也充滿雄心壯志，在1910年成功併吞朝鮮。
回頭看八瑤灣事件，1871年，琉球朝貢船漂到台灣東部八瑤灣，60餘人上岸之後有一些人被救，有一些人被殺，而地點為高士佛社，旁邊則是牡丹社。問題出現了，在高士佛社發生的事件，為什麼是日本去打牡丹社？歷年來眾說紛紜，其一說在於牡丹社勢力最大，可能因此成為日本的眼中釘。講者再補充說明，近代研究中顯示，琉球人上岸之後，高士佛社並沒有馬上殺害琉球人，反而善待受難的琉球人，但由於琉球人對語言及族群的差異心生恐懼，試圖逃跑，與原住民間極可能因此產生誤會。
值得探究的是，當日本以八瑤灣事件為由，出兵南台灣時，準備了糧食與農作物的種子，意味著他們並非單純地只是出兵復仇，而有佔領且經營此地的意圖。牡丹社事件最終由英國介入其中調停，賠款層面，日本要求清朝將此事定位為「保民義舉」，如此便有了往後在政治上的正當性，也讓日本據此認定：清朝政府不否認琉球是日本的屬地，進而進行琉球處分。
在1930年時，日本勢力從朝鮮連接到滿州，扶植了滿州政權，此時不只是東亞的局勢動盪，二次大戰的煙哨味也慢慢浮現，日本帝國的野心不只限定於東亞，如此企圖一直到珍珠港事件才被迫削減。
歷史再現：史觀反思與小說創作
恆春半島有非常多族群，顯現出文化的複雜性，當今史觀需要重新以原住民角度來看，過往因為史料欠缺及教育體系，史觀的導向較為單一。舉例來說，日本以自身的史觀建造許多紀念碑，例如大日本琉球藩民墓，顯然可見，他們以「大日本」的意識形態加諸於琉球人身上。
一個歷史的事件，它如何跟現代做對話？它必須不斷地回溯，重新審思。歷史正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也是現在與過去的對話，透過這些留下來的資訊，當今的人們努力去重建過去的歷史，除了重建歷史，再深入一點則是歷史再現，小說創作正好能夠作為一種歷史再現。
1990年代後，台灣民主化的推動之下，「台灣人」的意識提升，逐漸擺脫過往的單一史觀，才有機會重新檢視歷史，牡丹社事件可以說是時隔一百多年，才有較為重要的和平紀念活動。
小說彌補了歷史的縫隙，而這個縫隙給小說作者無限的可能，因為歷史較為死板，發生之後會被遺忘、資料佚失，因此採用有限的史料難以建立全盤的歷史，所以，歷史本身並不具有全貌。但小說能採用真實重要事件作為題材，鋪排出無限的可能。講者也特別舉例陳耀昌的著作，說明小說如何彌補歷史的空隙，但值得注意的是，閱讀歷史小說時，切勿全盤將故事情節與歷史劃上等號，歷史小說並不是歷史，只是奠基於部分的歷史事實之上。
創作小說可以架空，而歷史小說則需要有基礎的歷史背景，講者舉出幾個重要的史料作為歷史小說創作的先備：水野遵《台灣征蕃紀》、樺山資紀《台灣紀事》、落合泰藏《征蠻醫誌》、Edward House《征台紀事》。同時特別提及，在歷史大敘述中，經常是以男性為主，而小說作為彌補歷史的縫隙，以女性為主體的取材十分重要，講者以自身審歷史小說為例，書寫鄭氏王朝的大有人在，然而書寫董友──鄭成功的第一位妻子則少見。鄭成功過世後，鄭經克紹箕裘，但不久之後即逝世，鄭氏王朝內部發生政治鬥爭。若是能以董友的視角觀看東寧王朝的興衰，是小說創作彌補歷史縫隙的重要切入點；講者又補充，因為自身研究淡水的關係，另一題材為台灣第一位環遊世界的女性張聰明（馬偕之妻），她從童養媳成為台灣近代影響女性教育的重要推手，亦是相當具有份量的題材。
歷史的重建有其侷限性，而再現可以有許多手法，文學是再現非常重要的基礎，它擁有無窮的空間彌補歷史未紀錄或殘缺的部分，使人們不斷地去探究歷史與反思。